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总体上是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这使得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有人将这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称为“增长奇迹”,而专家学者们则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引起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于是,国内外经济界很多学者纷纷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用各种理论和工具来分析探索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试图破解造成中国“增长奇迹”的“增长之谜”。 本文将新制度学派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利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有关工具,从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以及未来预测等角度出发分析我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原因、方向和力度,从中得出一些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结论,从而为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对经济增长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并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派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观点。 其次,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两个转型期经济增长模型:一个仅仅包含劳动、资本和制度因素;另一个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还包含进了技术进步。在这两个模型里,本文都假定制度是以一个外生的常数速度进行变迁,而且假定制度变迁是劳动增强型的(即哈罗德中性),对技术进步也做同样的假设,最后通过推导分析得到两个重要结论:转型期经济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其稳态下增长率等于制度变迁率,如果制度倒退则经济衰退,如果制度进步则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存在技术进步则其稳态下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与制度变迁率之和,这个结论既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其增长模型中制度变量的缺失,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的一个补充;另外,经济的收敛或趋同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之一就是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收敛或趋同。本文进一步指出了制度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制度所具有的公共品的性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制度这样的一些性质决定了它和技术进步一样具有溢出和扩散效应,这些效应决定了制度变迁将会导致报酬递增或递减,从而将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和幅度。 再次,本文在实证方面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强健的结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本文按照中国自1950年以后经济制度变迁的特点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