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是海外华人女作家中功底深厚而成绩斐然的一位。她起步于中国大陆,蓄势于宝岛台湾,扩展于北美,并冲击好莱坞,最终又重新受到大陆文坛与市场的欢迎,二十年间厚积薄发,终于以数量颇丰的精湛的小说创作,一时间独领风骚。文学以个体性的、潜在的方式对社会、对人类发生影响。许多文学理论家都认可道德倾向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既然如此,那么一个作家的道德倾向与伦理境界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作家的道德情调和伦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读者的人格成长和道德成熟。严歌苓的小说具有一种独一无二而又颇难概括的特质与气度。拨开重重表象,透视严歌苓小说的本质性特征,进而探讨其对读者的气质与教养发生的影响是把握严歌苓小说的一个必要工作。因此本论文从边缘书写——小说伦理世界的景观和祝福感——小说伦理世界的精神两个方面逐步深入地展开研究,探讨严歌苓的小说的伦理世界。严歌苓以边缘书写的方式描绘小说伦理世界的景观。边缘书写是指严歌苓移民作家的身份和其小说移民文学的性质都带有边缘性,而她小说的题材取向也呈现出边缘性的特征,即小说构造的是一个弱者、输者的世界。人性是小说伦理世界的入口,这与严歌苓的移民经历有关。首先,异域生活的切换给严歌苓深入触摸和挖掘人性主题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其次,海外生活促使严歌苓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开始新的文化选择、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最后,为了在超越母语语境之外拥有尽可能大的听众群,必须寻找人类共性的话题,只有人性才是人类从根本上共通的东西。边缘书写,揭示精神专制给人性造成的压抑与伤害,证明了个体价值存在的意义。为了发现人物人格中的全部张力和丰富深邃的内涵,严格苓的小说往往将人物放在特定环境中。因此在这些边缘人物身上凝聚、融合了大量隐秘、含混而本质的人性思考,如性爱、暴力、死亡、理想等等,使小说在一个少数边缘人物构成的边缘社会中涵括了极大的视野与张力,并使这种深刻呈现出一种迷乱诱人的色彩。严歌苓经由女性身上发现了弱者的特质与力量,提出“古典式的善良”作为弱者的宣言。边缘人边缘得特别知趣,对他人的厚待有一种感恩的领受之情。严歌苓同样关注边缘化的情爱方式,渴望着“边缘”能够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呈现于世,期待着故事中的情感能够在一个公允的评判环境中得到尊重与认同。在移民社会中的文化身份或父权制社会中的性别身份的边缘性以外,严格苓还寻找到了民间世界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趣味作为边缘书写的载体。小说的伦理世界既包含着作家对世界的理解与感触,也包含着作家对世界的期待与理想。冷静的发现和诗意的祝福共同形成了小说伦理世界的精神。小人物受到怜悯与体恤;伤痛者得到温柔的抚慰;堕落者的高贵得以呈现;悲剧故事隐含着深刻的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冲突,对人生更深一层的领悟,也是更深刻的悲悯。严歌苓对人性深入解读的结果是悲观地体察出了两性情感渴求的艰难,进而发现人与人之间永恒的隔膜。严歌苓小说几乎所有人物的精神背景都来自痛苦和伤感,但她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表现出健康而温暖的道德情感,怀有深沉的祝福感。祝福感因始终萦绕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痛楚和忧郁而显得格外沉重。小说的伦理世界壮阔而崇高的。《第九位寡妇》标志着严歌苓小说风格的转变。小说的祝福感化作一种更直白、更浑然的状态,小说的伦理世界带有一种狂欢的色彩,曾经具有的难得的伤痛感在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