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一些晚清遗老遗少开始寓居天津,随着民国前半期的军阀混战和政局动荡,失势的各派军政大员和政府的部分官僚也陆续寓居在天津租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寓公。本文考察这些寓公活动的时段限定在1912至1937年间,由于寓居天津的人物来源众多,而本文所关注的对象是寓居前政治上有一定的职务和地位,政治失势后寓居在天津租界的群体。无疑,这一精英群体在失去政治特权后,他们为延续权势的种种行为对近代天津的各方面均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驱动这一时期天津乃至北方经济发展的部分力量就是他们,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检索相关文献,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均缺乏深入和系统。本文首先对近代天津的开埠与租界的发展进行概括,阐述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空间优势,吸纳了不少政治精英寓居,继而对天津寓公的产生阶段与群体的大致特性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其次,深入探究和挖掘晚清遗老遗少以及北洋要员政治失势后的活动与生活。指出一些失势的政治人物虽然选择寓居天津,但实际上他们以租界为依托,网络派系人物,观望时局,试图谋划政治上的东山再起;尤其是他们大多在任时都聚敛了巨额财富,失势后不仅在天津购置地产,还选择在近代工矿、金融、商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在社会领域他们也进行了有限的参与,开展了赈恤灾民、慈善救济、捐资助学等方面的活动。就其个人及家庭生活而言,各人因旨趣不同,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参禅拜佛,有的归隐消遣,不一而足,而寓公的家庭因处于社会上层,生活往往奢华,因此举凡他们的家庭婚恋、官司诉讼,甚至被敲诈绑架等,都被时人所关注。寓公之间往往相互援引,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固化了他们的联系和交际。论文还分析了寓公与北洋政局、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寓公处理政策的转变。而且随着日本不断侵华,东北、华北局势危急,寓公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异。文章最后对寓公群体的消解与命运走向进行了探讨,寓公群体的命运各异,有的为日本人所用,有的被政敌仇杀,有的被特别保护,有的避隐不出,有的保持晚节。随着时势的变动,寓公无论在历史舞台上,还是在自然生命方面,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时人对寓公的人生谢幕也反应不一。显然,寓公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对近代天津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近代以来对晚清遗老和北洋要员的评析已包涵太多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褒贬,实际上对其个体乃至整体都缺乏精细化的研究与客观的对待,从而导致我们对其只有抽象的概念认知。激进的时代变革,不断向前的“革命”导向,使人无暇顾及寓公群体的存在,也使人无暇回顾这段历史,当历史不断的层叠累积,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天津寓公群体在政治失势后,多数人出于权势延续的动机,立足天津等地,参与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既具有一定的能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对近代天津城市史的研究,认识在近代中国失势的政治精英群体的大体走向,而且有助于推进对北洋军阀以及民国历史与社会更为客观和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