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这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东晋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地过渡，还意味着社会重心的相对转移，以重整社会秩序为核心的内政建设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淝水之战以及其后的谢安引退，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开始的重要象征，所以，以孝武帝为代表的司马氏皇权首先要面对如何解决这两个课题，并进而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这直接关系到司马氏政权的兴衰，也对后来执政者的施政有着某些借鉴作用。论文试图以孝武帝时期政局的发展过程为媒介来观察当时社会变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论文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述司马氏皇权在加强皇权方面的举措。东晋政权是特殊的门阀政治体制，门阀士族实际掌管政权。这种情况直到孝武帝中后期发生某种变化，主要表现就是宗室司马道子取代门阀士族接掌相位，更关键的是，他能够正常地行使相权，这可以视作司马氏皇权得到加强的重要象征，也可以视作门阀政治走向破产的重要开端。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东晋政权从此驶入皇权政治的轨道，因为，在司马氏皇权得到加强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更深层次的忧患。首先，主、相两权同归司马氏，虽然暂时加强了皇权，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门阀政治体制下主、相对于最高权力的分配格局，这决定了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同时，东晋政权实际是司马氏的名分加士族的实力，这决定了司马氏不可能脱离士族而单独掌握政权，直到东晋灭亡，司马氏都没有在士族之外找到新的力量基础，虽然也曾有这方面的意愿，因此，重新平衡司马氏同士族的关系仍然是孝武帝面临的主要课题。对于孝武帝而言，无论司马道子，还是士族，都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态度：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团结，但他们又都具有很强的危险性，要限制。在这种情形下，朋党的出现也就成为某种必要，或可以说，唯有如此，孝武帝才艰难地实现、维护了政局的粗安，也为东晋地衰败埋下了最大的隐患。 第二部分是论述司马氏皇权在政权建设方面的尝试。这既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淝水战后，政权面临的外部忧患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已经基本消除，长期处于战火的社会开始进入新一轮休养生息的过程，内政建设被提上日程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