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节制是古希腊思想家特别关注的德性。相应地，中国先秦儒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节德”思想。本文着力围绕这两个重要哲学传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五位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文本，从当代德性伦理学的视角进行解读并作出比较性阐释，以寻求更好地理解节制德性及其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同时，还要从中开发可资借鉴的思考路径，以培育现代社会人们的节制德性。　　之所以探寻这一主题，乃是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虑。一方面，近代规范伦理学在控制、管理人们的欲望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缺陷，迫使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当代德性伦理学;而在古典伦理学中有着重要地位，与控制和教育欲望密切相关的节制德性，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大潮中却遭受冷落甚至“遗忘”。因此，返本溯源，澄清节制的内涵，是当代德性伦理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均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而造成种种问题和困境的重要原因正在于人们欲望的无限度追逐和无节制占有。欲求不满的时代让人们似乎忘却了良善生活还需要节制德性的指引。因此，规范行为，克治欲望，乃是当代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的现实课题。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与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而后者最为重要。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儒学虽然在某些重要概念、思维方式、理论体系等方面存在着各种差异与不同，但这些不仅没有消解二者比较的可能性，反而正是比较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因为比较既能促使每一方更深入地了解对方，又能使得每一方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而借鉴中西哲人不同的思想路径，不仅能够让我们具备更丰富的理论资源，从而对问题的把握更为真切，而且在相互切磋中，对解决问题道路的认识也将更为明晰。　　从欲望与理性的关系来理解与诠释节制德性是本文的切入点。本文从以下三个层面对五位哲学家的节制理论进行比较性探讨:第一层面关注基本概念的阐释，重点考察每一位哲学家对节制所调整对象与基本特征的论述。第二层面论证节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涉及他们是如何看待欲望活动与人的本质特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人的良善生活中的作用。即，考察他们是如何取舍或对待不同类型的欲望的:要求我们满足与培养哪些欲望;必须放弃或限制哪些欲望;其原因与根据又是什么？等等。第三层面是考察他们各自所主张的节制培养与修习的方式或路径，亦即控制与范导欲望的基本途径，及其所依据的心理学理论。最后，基于当代德性伦理学的相关讨论，对以上内容进行整理、归纳与重新审视，得出对节制德性更好的理解及其现代意义与培养途径。　　本文分为古希腊哲学、中国先秦儒家与总论三大部分，共七章:　　第一部分为古希腊的节制理论视角。　　第一章考察了古希腊“节制”之词源，前柏拉图时期的德性概念以及当时伦理传统给柏拉图留下的关于节制的思想资源与问题。　　第二章考察了柏拉图的节制理论。首先是柏拉图对于节制内涵的规定。柏拉图认为，灵魂由理性、激情与欲望三部分构成，而德性是灵魂的理性功能得以优秀发挥的状态。节制作为“四主德”之一，通常是指实践理性在“善的形式”的间接引导下，实现对激情与欲望（尤其是欲望）的领导与控制，从而达到灵魂的和谐状态;而哲学家的节制直接源于“善的形式”，近似于禁欲主义;其次是欲望的特性与良善生活的关系。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理论使他否认了欲望作为良善生活的目的和内容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灵魂的理性、激情与欲望有着不同的欲求——理性欲求着真理，激情追求着荣誉，欲望欲求着肉体上的快乐。只有理性掌控着欲望部分，才能保证城邦整体和个人的幸福。因为，欲望部分是一个非理性的、扩张的、异质的大杂烩，如果失去理性的控制，必然导致城邦或灵魂的分裂。他还要求欲望活动必须遵循城邦的正义原则，不同阶层的社会职责决定其欲望活动的目的与界限;最后是节制的形成。柏拉图认为，知识与习性对于不同阶层的节制的形成有着不同的作用。哲学家通过知识，即直接观照或模仿“善的形式”而获得节制;而大多数普通人（包括统治者与护卫者在内）主要是通过习性培养而形成节制的。　　第三章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的节制理论。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对于节制内涵的规定。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由理性与非理性两部分构成。德性与灵魂的理性功能相联系，表示使得理性功能发挥得好的品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节制属于伦理德性的范畴并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理解。后者主要是针对特殊的生理欲望及其快乐的德性，表明人与其它动物之间有着某种连续性与区别;前者还将财富、荣誉等社会性欲求包括在内。中道或适度（理性与欲望的和谐）是节制的本质。这是由于实践智慧——实践理性的德性——所决定的。不过，实践理性是从伦理德性而不是“善的形式”中获取价值指向的。其次是欲望、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理性与非理性有着不同的欲求，前者追求着真理，后者追求肉体上的快乐。后者会削弱甚至阻碍前者的发展。而人的社会性欲求更具有贪婪性与破坏性，不仅会干扰、削弱理性功能的发挥，而且还破坏社会分工，阻碍人政治本性的实现。因此，良善生活或幸福的获得需要理性控制、引导欲望与情感。不过，亚里士多德没有否认外在的善是构成良善生活的必要内容。最后是节制的培养途径。亚里士多德认为，节制是习性与实践智慧相结合的结果。在习惯化的过程中，人们内化社会价值并具备正确的情感。而完善的节制必须与实践智慧结合，二者是彼此增益与共同发展的。　　第二部分为先秦儒家节制思想的视域。　　第四章考察了孔子“克己”的思想。首先是前孔子时期“德”的概念以及孔子所创建的“道—德—仁—礼”的德性概念体系。其次是“克己”的内涵。孔子认为，“道”体现为应然的社会秩序以及人之为人的应然要求（“仁”）。而“周礼”集中代表了天之“道”。因此，无论是应然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系，还是个人的完成，都离不开“礼”的规范作用。“克己”就是克服偏离“礼”的私欲，使其合乎“礼”的意思。第三，“克己”之必要性与重要性。孔子虽然没有提出古希腊那样的灵魂概念，更没有灵魂各部分的划分，但他同样认为欲望有着不同的性质与类型:“仁欲”与自然欲望（生理欲望与社会性欲求）。前者与人的本性相一致，但需要培育与发展;后者则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与扩张性，如果不以“礼”进行控制、规约与范导，很容易发展为贪婪，从而削弱甚至阻碍“仁”的发展。因此，“克己”的实质就是努力发扬“仁欲”，以“仁欲”领导与管理自然欲望，从而完善自我。最后是“克己”、“复礼”与“仁”的关系。“克己”主要体现为“内省”或“自讼”的功夫，“复礼”主要是礼仪化的过程并涉及智力反思与情感投入。“克己”与“复礼”相互渗透并促进，从而合理地范导自然欲望的活动，促使内在的“仁”发育成熟。　　第五章考察了孟子“寡欲”的思想。首先是孟子“寡欲”的内涵。孟子认为，“仁”是内在的道德潜能——“本心”——的成熟，标志着符合“道”的优秀品格之完成。孟子同样认为，“欲”有“仁欲”与自然欲望两种类型，“寡欲”是针对后者而言的，即要求人们减少自然欲望的需求，从而不妨碍“本心”的发展。一般而言，“礼”可以充当“寡欲”的具体标准。其次是“寡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孟子看来，人生而具有“仁”之端，只要适当地培育，就能发展与成熟。这是孟子的成德意识。但孟子同时意识到，自然欲望同样为人生而具有，无需培养且力量强大不息，有阻碍“本心”的发展甚至吞噬“本心”的危险性，因而需要“寡欲”。这是孟子的幽暗意识。也就是说，“仁欲”与自然欲望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只有让“仁欲”领导与管理自然欲望，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完善。最后是“寡欲”的途径。它主要是通过“集义”与学“礼”达成的。“集义”与“寡欲”之间是彼此增益的。而孟子的心性理论使得学“礼”与“本心”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学“礼”的地位与作用，相较于孔子、荀子而言，大大弱化。　　第六章考察了荀子以“礼”治“欲”的思想。首先是以“礼”治“欲”之内涵。在苟子看来，德性是通过心的智识作用，实现“礼”或“道”对自然情感与欲望的引导与治理而形成优秀的品格。“欲”在荀子思想里只表示各种自然欲望，孔子、孟子所认为的人生而具有的“仁欲”不复存在。但苟子认为，经过治理之后的心能够追求着“道”，即产生“道欲”。以“礼”治“欲”的实质就是让“道欲”引导与管理自然欲望。它有社会与个人两个层面的含义。前者要求社会以“礼”分配社会资源，既使其不因过度而混乱，又要使其在“礼”的范围内得到满足;后者则要求个人以“礼”规范自己的欲望。其次是以“礼”治“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荀子有“欲望之性”与“本质之性”两种人性概念，性恶是针对前者而言的;而作为“本质之性”的“义”则是“礼”之根据与必然的要求。德性就是正确对待两种不同的人性——“化性”与“成性”——的结果。“化性”是指矫治“欲望之性”，“成性”则是促使“本质之性”的完成，二者实质是同一个以“礼”治“欲”的过程。最后，讨论以“礼”治“欲”之途径。荀子认为，心具有“知”、“虑”、“使”等功能，是认识、意志与行为的主体，在化性成德中起着关键作用。“化性”首先需要“治心”，即改变心的原始欲求——利，使之追求并遵循着“道”，从而引导与管理自然欲望。而要真正形成节制之品格，既需要圣王制礼作乐，合理安排社会各阶层的欲望活动，化民成俗，又需要个人“积善”与“养心”的功夫，内外兼修，知行结合。　　第三部分即第七章，属于古希腊哲人与先秦儒家节制理论的比较的视角。基于当代德性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对前面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与重新审视，得出自己对于节制的全面理解，包括其内涵、现代意义与培养路径，并回应现代社会的各种误解。首先是节制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古希腊哲人与先秦儒家将德性作为人内在而稳定的心理倾向，并与最高的善和人的本质特性联系起来，这种德性概念对于当代德性伦理学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至于节制的基本内涵，可以有狭义的与广义的两种理解。前者针对的是人的动物性欲望，表明节制的独特性，使其与其他德性区别开来;后者还将社会性欲求包括在内。因为生理欲望与社会性欲求联系紧密，而现代心理学者也通常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节制的实质就是自我控制或自我管理，即以理性的欲求掌握、引导与管理其他类型的欲望，从而实现欲望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节制，都涉及到与他人的关系，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与崇高性。其次是节制与良善生活的关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中国先秦儒家认为，良善生活只能在理性欲求或道德本性欲求统治、管理与训诫其它类型欲望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因为后者具有盲目性、扩张性等特征，与人的本质特性背道而驰。但在处理外在的善与良善生活的关系方面，先秦儒家的节制思想比柏拉图甚至是亚里士多德都更有指导意义。以上这些都是得到现代心理学证实的。最后是节制的培养途径。亚里士多德与先秦儒家，甚至包括柏拉图，都主张通过习惯训练、矫治人们的欲望和情感并发展主体的实践智慧而获得节制。这同样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是兼容的。只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与个人修养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系统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