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爆发,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环保运动的蓬勃发展,柏克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试图把生态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共产主义的新道路。他回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一的重农学派观点,吸收了以人与自然相统一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关注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的“熵”理论。柏克特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自然基础进行了考察,将自然资料视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基础。柏克特在扬弃重农学派自然价值观点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共同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自然价值内涵。在熵定律问题上,柏克特通过阐明自然资源即是低熵物质资源,证实了熵定律与人类生产和生产资料紧密关联,进而从熵增的不可逆性角度论述了人类生产自然极限。最后,柏克特将共同资源池、协同进化以及共同财产制度作为自然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并批判资本主义弱、强可持续性,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掠夺自然资源的事实以及资本主义不可持续的原因,强调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柏克特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坚持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协同进化的马克思“有机/无机”立场,认为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消除生态裂痕。同时,柏克特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与再生产角度诠释了资本主义对自然以及劳动力的无偿占有事实,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自然异化。通过对重农主义的考察,柏克特证实马克思再生产过程的开放性立场,以及货币循环流动中的货币资本数量并不会限制资本主义再生产,并从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三个方面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对自然的侵害。最后,柏克特以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角度、资本主义与使用价值自然基础之间的矛盾角度,以及自然的货币属性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裂缝。总的来说,柏克特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立场加以辩护,其克服了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仅把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忽视从哲学角度看待这些生态问题的局限。柏克特改变了对生态危机的提问方式,力图从哲学的高度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并以自然唯物主义为视角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从而站在更宽泛地视野看待人类的生存危机,促成人、自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他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尤其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弘扬生态文化以及树立生命共同体观念有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