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理论的研究有着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学术界,尤其是语言学界,隐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传统的隐喻学研究发轫于修辞学,传统的隐喻理论将隐喻看成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修饰话语的修辞现象。这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研究持续了近200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理查兹和布莱克首次提出隐喻“互动理论”,才突破了修辞格的局限。　　 西方隐喻研究史源远流长,从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时代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纵观隐喻研究史,出现过如下几个在隐喻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理论:比较理论-替代理论-互动理论-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即概念隐喻。　　 隐喻研究迎来划时代的革命,是以概念隐喻的提出为标志。1980年,美国生成语义学家莱柯夫和英国哲学家约翰逊在他们的专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明确提出了“概念隐喻”,将隐喻研究从“表象”提升到“概念”层次。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一种人们普遍使用的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这一书的发表,标志着隐喻研究纳入了认知语言学领域。　　 要深刻理解概念隐喻,首先要明确概念隐喻的几个基本要素。根据莱柯夫的理论,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或称认知域)像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结构的投射,是概念系统内的跨域投射。概念域包括源域和目的域。这两个域是概念隐喻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要素。概念隐喻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是蕴涵,即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从一个句子中推断出来的东西。只有理解了蕴涵,才能正确理解跨域投射互动产生的隐喻。隐喻是蕴涵部分投射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首选蕴涵的跨域投射。而某一概念所包含的蕴涵又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文化依赖性,它取决于推断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看到同一概念时在不同文化经验储备中所唤起的记忆也是不同的。　　 隐喻系统中存在着“隐”和“现”的问题,用一个概念系统来理解另一个概念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必然会忽略另外一个部分。概念隐喻同时具有突出和掩盖这一系统的特征,使得隐喻在政治宣传、经济和道德军事宣传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就是重点从隐喻的这一系统特征出发,分析纳粹语言中的疾病隐喻在纳粹对民众思想操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分析过,隐喻是源域和目的域之间的投射,当疾病成为一种隐喻,那么疾病本身所蕴涵的丰富文化涵义就会投射到目的域,使目的域获得引申涵义。疾病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病理现象,而拥有深层次的社会道德涵义,在社会演义中隐喻化,从“身体的疾病”转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批判。因此疾病隐喻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政客们往往利用民众对政治的无知,用他们最为熟悉的疾病作为隐喻,突出某些特定的蕴涵使得民众无意识的忽略某些蕴涵,达到粉饰和掩盖事实,宣传其政治立场,得到民众接受和支持的目的。　　 纳粹灭绝人性的种族主义在当时能够拥有众多拥护者,纳粹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我的奋斗》为例,其中有大量的隐喻表达式,比如: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治疗行动；确定病原体,才能治愈政治弊端:犹太人是血液中的梅毒等。此类隐喻表达式全都源于同一个类型层次上的同一个抽象概念“民族看做人”。只有大脑中存在“将民族看作人”的概念时,才会在谈论到民族时提到“健康”、“躯体”、“痛苦”、“治愈”和“病原体”等词语。只有人拥有躯体,会遭受痛苦,拥有疼痛的感觉,会患病,患病后必须想办法治愈,这些都是这一抽象概念所包含的蕴涵。纳粹在运用此隐喻时,根据政治目的刻意突出此概念隐喻包含的个别蕴涵,被纳粹称为毒瘤或是瘟疫的犹太人,必须作为侵入身体的病毒清理干净,这样,种族灭绝和屠杀就因此而拥有了保持民族健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疾病隐喻中隐藏着纳粹种族主义最深的阴谋。　　 隐喻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当接受者真正认可蕴涵部分转移的完成时,隐喻才算成功。我们知道,接受者认可首选蕴涵转移的前提是其脑海中存在有许多蕴涵,在说话者运用隐喻概念时,接受者脑中的首选蕴涵被激活,部分投射在目的域上,导致接受者最终认可此隐喻。如此说来,民众在认可并且接受“犹太人是疾病”的隐喻之前,头脑中就已经存有此类蕴涵.即由于基督教历史导致的欧洲反犹主义思想。在欧洲,由于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导致的对犹太人的歧视由来已久,犹太人被认为是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纳粹正是利用了只一点,激活了人们关于犹太人的原本已经存在的蕴涵,因此纳粹反犹主义很快在欧洲范围内得到了大规模的响应并迅速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