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入,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活动延伸到东道国的各个领域,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传统国际投资协定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过分强调投资自由化与投资保护高标准,致使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等处于不利地位。晚近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投资争端多与东道国所采取的公共健康保护措施有关。尤其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生效以来,各缔约国为落实该公约之相关国家义务,纷纷采取控烟措施,继而引起跨国烟草公司的强烈不满,对东道国发起了新一轮国际投资仲裁之诉。为了平衡外国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之间的利益关系,晚近国际投资条约开始引入GATT或者GATS中的一般例外条款；国际社会也开始尝试改革现有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以改变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的不利局面。正如国际社会所期许的,新一代国际投资政策框架——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正在渐渐形成。因此,中国也应当在此变革之时有所作为,既要维护本国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也要规范对外投资行为,避免遭受双重损害。本文除结语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代引言)通过对两起“菲利普·莫里斯案”的简单思考分析,引出本文所要论述的主题——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困境；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困境的原因,主要为现有国际投资条约的过度自由化倾向、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存在缺陷、国际投资条约与其他国际条约存在冲突等；第三部分论述了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困境的应对之策,比如尝试建立新一代投资政策、对国际投资条约进行人本化改造、革新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落实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等；第四部分介绍了国际投资法视域下中国公共健康保护现状,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