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出,刑法在环境治理手段中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环境犯罪案件数量激增的同时也暴露当前认定环境犯罪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一些客观上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后果的排污企业由于是在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度之内进行排污而免于刑事处罚;而另一方面,却有不少人因为在路边捡拾野草野花或者砍伐处置受自然因素影响折断、枯死的林木而获刑。司法机关对诸如此类案件的最终结论与公众朴素的认知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根源于环境犯罪成立标准的不明确。本文拟借助法益为视角,试图对环境犯罪的成立标准进行明确,即阐明究竟哪些行为应当成立环境犯罪而又有哪些行为不构成环境犯罪而应予出罪。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当前环境犯罪认定所面临的困境。通过以案例导入的形式引出当前司法实践中环境犯罪的成立标准模糊的问题。同时通过分析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环境犯罪认定上的缺陷以阐明选择法益为研究视角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对目前理论上关于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学术观点的梳理。当前理论上主要存在人身财产法益说亦即公共安全说、环境行政管理秩序法益说、环境权说、环境法益说以及复合法益说。通过对这几种主流观点进行逐一的评析,探究当前理论上所存在的不足,为后文形成自主观点提供理论上的说服力。第三部分是对环境刑法法益所展开的重新阐释。本文认为,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复合性的,其中具体包括:一、环境行政管理秩序法益。成立环境犯罪必须以行为侵犯了秩序法益为前提。二、环境法益。环境法益是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核心法益,是区分环境行政违法与环境犯罪两者的实质标准。仅侵犯环境行政管理秩序法益而未对环境法益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不构成环境犯罪。三、人身财产法益。但环境刑法对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往往是通过直接保护环境法益而间接实现的。第四部分是对环境犯罪中部分具体罪名所展开的分析。本文选择污染环境罪、滥伐林木罪等林业资源犯罪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为讨论对象。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核心法益是环境要素自身机能的完整性,如水体的良好自净能力与生态调节能力。由此观之,污染环境罪的现行司法解释部分规定存在不足;滥伐林木罪等林业资源犯罪所保护的核心法益是林木资源本身以及对林木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砍伐枯死的林木不可能成立环境犯罪,司法机关亦不能以林业主管部门所出具的《复函》作为对行为进行定性的依据;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所保护的核心法益是农用地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因此在农用地内部改变土地用途,例如林地与耕地之间的相互转化的行为未侵犯环境法益,不应被评价为“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更应当被评价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