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人群体交游活动兴盛。作为兼具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三重身份的苏轼,其交游活动是宋朝士大夫交游的缩影。纵观苏轼一生的历程,徐州为官是其中短暂而辉煌的一段时期。考察苏轼在徐州的交游活动,可以了解到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可以从中窥测宋代士人群体的发展及士人群体的形成。苏轼在徐州时期的交游活动中,交游对象大致可以划分为家人、同辈、后辈、民众、同僚等五大交游圈。家人交游圈以苏辙、文同为主:在此时苏轼的文学作品常常出现“夜雨对床”的意象和意境,从中可反映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浓浓的兄弟情;苏轼和文同是艺术上的知音,在以竹为媒介的诗文创作中升华了友谊。同辈交游圈以王巩、王诜为主:徐州是苏轼与王巩开始进行诗文唱和的时间,二人交往密切,在政治、生活、文学上有着全面深入的交流;苏轼和王诜因诗文相交,文人的率真烂漫、才华风流在他们身上得到尽数体现。后辈交游圈以陈师道、秦观为主:苏轼和陈师道面对面的交游始于徐州,他们在一起进行诗文唱和,交流情感,苏轼对陈师道有知遇之恩;秦观是这段时期苏门中与苏轼诗文唱和最多的一位,他们在徐州也交往密切。民众交游圈以张天骥、道潜为主:在与张天骥的交流中,苏轼吸收了其道家思想;在与道潜的交往中,苏轼又受到了佛禅思想的启悟。同僚交游圈以孔宗翰、李清臣为主:在以虔州八境为中心的交往中,苏轼和孔宗翰体现了继任太守间的深厚情谊;结合快哉亭在苏轼一生诗文中的提起频率,可以推测徐州时期的苏轼和李清臣存在着政坛党争间的微妙关系。在徐州,苏轼交游广泛,由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共同促成。在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在这一时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发生了深度变化,科举制度改革、门阀制度破除是交游活动的前提,“举世重交游”的氛围和北宋时期经济水平的提升都为宋代士人群体交游局面的繁盛提供了很大助力,此外,苏轼到徐州之后带领民众抗洪,之后以黄楼建造成功为契机举办黄楼集会这次影响广泛的交游活动,这些都是苏轼徐州时期交游活动得以进行的外部原因。苏轼喜爱交游,他的声名之盛、兴趣之广,也引得许多仁人志士慕名而来。苏轼交游圈的形成离不开仁人志士在文学上的共同向往与追求,士人群体拥有相同的文学艺术爱好,从中可以反映他们的共同兴趣和价值追求。苏轼的诗意栖居生活,具有人情味的温馨,在徐州,他跟家人、学生、同僚、普通百姓都有交往因缘。结合史料和作品,苏轼徐州时期的交游以书画往来、诗文赠别,结伴拜谒、同游山水,黄楼集会、以文会友三种方式为主,其中黄楼集会是苏轼徐州交游圈形成的一个高潮。苏轼在徐州时期的交游活动,受到当时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当时的社会环境,给苏轼的身心产生重要影响,不仅给他带来愉悦的个人感受,还会引发他的成就感,同时在交游活动中也会伴随着更多文学作品的产生,影响文学风格的进一步形成。对于苏轼来说,他的交游不仅促进了地域文化传播,是他政治生命的真正开始,还体现了他的人际关系,也是其交游观和心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