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利益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根本出发点和最主要目的。在传统的产业间产业内分工模式下,国际贸易的对象是最终产品,贸易利益直接可见且易于计算。而在国际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简称为VS)的背景下,分工从产品层面推进到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各国按照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融入到价值链条中,形成了新型的格局。传统的贸易顺差、贸易比价不再真实反映一国的贸易所得,贸易利益的测算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亟须解决。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和决定因素;从价值链的角度构建了贸易利益分配的模型;以贸易增加值作为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取的静态贸易利益衡量指标,利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进行测算并分析影响因素。进一步,论文还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研究视角,立足中国实际,考察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中获得的动态贸易利益。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算结果上看,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差别程度大。中国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在1995-2011年间经历了倒“U”型的发展趋势,对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差异比较大,这与行业的特质以及可分割程度密切相关。对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处于中间水平,经济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垂直专业化指数(Share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简称为VSS)相对较小;规模小的、资源较为贫乏的经济体,VSS较大,体现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在中高、高技术行业,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比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说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可能存在“统计假象”,背后是对进口中间投入的强烈依赖。第二,在垂直专业化条件下,以“关境”为核心的传统贸易核算方法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规模。对制造业部门的考察发现,中国从出口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增加值约为出口总额的75%左右,存在“量大利小”的问题。经过跨国比较,我们发现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由于出口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因而获得了较大的贸易利益;资源充裕的国家出口产品中蕴含了资源的增值部分,虽然总量上并不太高,但贸易中的增加值率高;国内市场狭小、对外依赖性强的经济体出口增值率较低。传统上认为高科技的行业,出口中的增值率反而比其他行业要低,说明我们从大量的出口贸易中获得的利益非常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的整体国内增值率较高,超出制造业11.56个百分点。第三,国家在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取决于分工形式、要素禀赋差异、研发强度、加权关税率以及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对贸易增加值总额和贸易增值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较高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能够给一国带来贸易利益总额的增加,但垂直专业化程度高也意味着出口中的国外价值部分较高,造成国内增值率较低,因此对贸易增值率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产业内贸易对贸易增加值总额和贸易增值率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贸易增值率的影响作用要小一些。与发达国家的禀赋差异越大越不利于贸易利益的获取。较低的贸易壁垒与良好的基础设施是获取贸易利益的重要保证。第四,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总体上并没有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研发投入对高技能人才就业的影响是正向而且显著的。资本深化程度和FDI类似,提升了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但仍以非熟练劳动力就业为主。将高技术行业与全行业相比较,发现高技术行业并没有体现出特别之处。第五,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助于技术进步。运用动态面板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而且对效率改善的影响更大一些。行业的研发强度虽然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作用,但影响不如预期。第六,跨国比较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的位置,与巨额贸易顺差并不相衬。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加入WTO、政策导向和技术变迁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行业分析表明,居于价值链上游的行业大都是资源密集型为主,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而大部分的行业都处于价值链的下游。传统的高技术行业在出口中的地位重要,但国际分工地位却常年处于较低位置,且有恶化的趋势,存在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风险。最后,论文提出了在新型分工模式下如何增加贸易利益,提高分工地位的措施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