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我国证据制度获得极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与过去相比都有明显的不同，证据制度也相应地显示出其时代特色。曾经是“证据之王”的口供，其证据地位在宋代进一步下降，“罪从供定”的断案原则在许多案件中已失去作用。其他证据如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及检验笔录等越来越受到重视。统治者从立法上对各种证据的收集都作了规定，如限制拷讯，禁止系虐证人，尤其在检验制度的完善上，规定更为详细具体。书证在各种民诉案件中得以广泛应用。宋代许多士大夫出身的法官，长期饱读经书，知义理，重人命，又参加过科举考试，对法律条文及案例了解较多，所以他们在实际案件审理中，重视证据的收集、鉴别和运用，采用灵活手段，注意利用犯罪心理学知识，以不畏权贵、细心认真而赢得后人赞誉和效仿。士大夫的证据观念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文集及法学专著《折狱龟鉴》和《洗冤集录》等中。其中《洗冤集录》也是世界上保存下来的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成为当时及后世办理命案的官员必读之书，被“奉为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