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协定的诞生就是为了促进投资、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因东道国国内环境的变化而受到损害,老一代投资协定的条款设置留给东道国极其有限的空间来行使规制权,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投资保护为主的传统条款设置显现弊端。一方面,对东道国合法公共关切的忽视频繁引发投资争端;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公共健康问题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接踵而至。尤其是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疫情,给国际投资环境带来剧烈冲击,国际社会对公共健康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为防控疫情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会触及投资者的利益蛋糕,后疫情时代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可能井喷式爆发,相关国家将会深陷国际投资仲裁泥沼。公共健康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利益,关乎个人发展、公共秩序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片面的投资保护只会加重东道国公共健康危机。面对这一重大关切,国家如何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健康环境、促进社会公共健康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关键。对此,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设置公共健康例外条款是一种解决方案。公共健康例外条款具有东道国价值取向,通过赋予东道国公共健康规制权,对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风险进行重新分配。但不可否认,公共健康例外条款设置尚不完善,其模糊化的措辞赋予了仲裁庭极大裁量空间,引发适用困境。随着国际投资的深入发展,公共健康例外条款的完善应当朝着推动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平衡,实现国际投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本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梳理公共健康内涵以及与国际投资的关系,其次从公共健康例外条款的概念、类型、历史沿革、理论基础四个方面进行整体把握,明确非传统国家安全援引公共健康例外条款的可行性。第二章从具体案例出发,选取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领域中与公共健康相关的经典案例,并且探讨新冠疫情下国家防疫措施引起的可能指控,明确公共健康例外条款缺失的困境以及存在的益处。以此为基础点明公共健康例外条款在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利益的价值所在,对本章的思考将贯穿于下文的写作。第三章进行理论探讨,以公共健康例外条款在ISDS机制中的适用为视角,分析仲裁庭对公共健康问题的态度,梳理公共健康例外条款的适用现状,探究公共健康例外条款与习惯国际法的适用关系、公共健康例外条款的解释、援引公共健康例外条款的审查路径,并且创造性地简要探究其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系,为公共健康例外条款的完善进行铺垫。第四章将视角转向中国,中国作为兼具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的投资大国,也存在缺乏公共健康例外条款或条款不完善、适用性不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并结合上文的探究,提出完善公共健康例外条款的建议。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增补细化、完善要素,形成“总分结合”的公共健康例外格局,并与协定中的其他条款相互配合,构建起一整套保护公共健康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