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古以来就以交往方式和交往活动作为存在方式,离开交往,人类不可能从事生产,也不可能把文明绵延至今。现代社会尤其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日益结为命运共同体,交往普遍化成为世界趋势。然而目前矛盾冲突、地区争端、民族歧视、各种制裁等大量存在,因交往带来的问题困扰人类发展。克服交往的异化现象,寻求交往的合理性,促进国家、地区、人们之间的和谐共处,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关注交往问题,都对交往的内涵、社会功能、异化现象、动力机制等问题做了哲学反思,但由于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不同、认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也不同,所以产生了不同的交往观,二者既有相似点也有重大分歧。本文将对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做比较研究,深化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认识,借鉴西方交往理论的合理思想,为更好地分析和审视当代全球化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交往问题提供理论根据。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从四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阐述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形成过程和主要思想。根据历史逻辑,以史料和文献作支撑,系统梳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形成脉络,对马克思交往理论有个总体上的说明。第二部分,论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形成背景、哲学基础、基本内容三个方面加以阐释。第三部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做比较研究。从概念、主体、动力、实现目标等四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它们的内在关联与主要分歧。第四部分,是对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评析以及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的启示。肯定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积极意义,剖析他的理论缺陷。坚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交往理论。在现实层面主要围绕网络交往问题、文化冲突问题、国际争端问题阐述交往理论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