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和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并没有带来我国人口出生的高潮。根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数据,直至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2021年5月开放的全面三孩政策所面临的有可能依然无法提高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困境,以此为出发点进行选择CGSS数据进行生育多孩带来的女性工作惩罚研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得出生育二孩模型和生育三孩模型的平均效应。二孩模型中,女性生育职场惩罚在客观维度的工资率、每周工作时间,主观维度的工作意愿、工作情绪状况都有显著的体现,工资率平均负效应为7.8%,每周工作时间的平均正效应为每周4.6小时,工作意愿的平均负效应为2.5个点（最高工作意愿为5）,工作情绪状况的平均负效应为0.15（最高情绪状态为5）。三孩模型中,女性生育职场惩罚仅仅在客观维度的工资率和主观维度的工作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在每周工作时长和工资率平均负效应为0.81%,工作意愿的平均负效应为0.3个点（最高工作意愿为5）。通过Blinder-Oaxaca分解可以看出女性个人禀赋特征和配偶禀赋特征对于女性职业发展的四个角度的影响都存在一定占比,即由于禀赋效应（异质性）、变量和系数之间的系数效应解释的差异,而剩下的不可解释部分则是由于生育二孩或者生育三孩导致的“职场生育隐性惩罚”的存在,这个不可解释比例在每部分被解释变量中都存在,只是占比不一样。生育三孩和匹配回归分析与生育二孩的匹配回归分析进行对比,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生育二孩对于女性工作的负影响明显更大一些,如果能够在三孩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各区域不同的补充政策来确保女性的生育环境良好、职场隐性歧视的减弱甚至消除、育儿责任政策引导等的保障,那么或许会增强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