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亦使中国付出了更大的环境资源代价,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面对急剧恶化的生态环境与公众的环保诉求,为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经济发展理念已由“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变。目前,各级政府已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环境规制工具日益多样化,环境规制强度亦不断增加。运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治理环境的过程中,正式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工业污染排放?正式环境规制能否通过中介效应影响工业污染排放?这些传导路径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降污减排效应如何?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提升环境规制的降污减排效应,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学者有关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环境规制历史演进、规制效果与现阶段省际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状况,针对正式环境规制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效应进行了理论阐释,并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角度详细分析了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进而引入源自社会压力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分析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及其通过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间接影响。同时,基于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方法、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与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对环境规制的减排降污效应与具体传导路径进行实证检验与稳健性检验,以明晰中国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探索环境规制政策完善、减排降污路径优化的科学方式。研究表明:第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均呈现出波动中缓慢上升的态势;民间自发环保诉求与民间理性环保诉求分别呈波动中下降与逐年上升的态势;工业污染水平表现为波动中缓慢下降的趋势。第二,理论分析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是“绿色悖论”效应与“倒逼减排”效应相互博弈的结果;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3种中间因素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也是正负两方面作用拉锯的结果;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有效补充,不但直接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而且通过正式环境规制间接影响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第三,从全国层面看,命令控制型规制有显著的直接减排降污效应,传导机制方面,命令控制型规制可通过技术创新有效降低污染,但是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产生了遮掩效应,形成负向传导机制;市场激励型规制也有显著的直接减排降污效应,传导机制方面,市场激励型规制可通过技术创新有效降低污染,但是外商投资形成负向传导机制,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传导机制无效。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中介因素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传导机制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第四,民间自发环保诉求有显著的减排降污效应,且民间自发环保诉求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正式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的排污行为实现减排降污;而民间理性环保诉求的减排降污效应尚不显著,同时民间理性环保诉求与正式环境规制对全国整体的减排降污效应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在理论层面上理清了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作用机理,构建了包含“正式环境规制—污染排放”、“正式环境规制—中介变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污染排放”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污染排放”在内的理论分析框架,拓展了环境规制减排降污效应的研究视角。第二,在构建综合指标测度不同类型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3个中介变量对污染排放的具体传导路径,为环境规制的改进方向与完善提供指导依据。第三,将自下而上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纳入研究框架,分析并检验了不同类型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应,及其通过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间接影响,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治理的必要性,为非正式规制力量的参与提供借鉴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