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的第二支柱,通过个人账户完全积累的形式,进行社会化市场化管理,补充养老保障,在破解我国养老双轨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职业年金具备积累和投资的功能,因而它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方面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职业年金制度的实施,既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分担了一部分的养老责任,同时也为财政带来了很大的隐性成本,本文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研究我国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的替代率和隐性成本。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理论到实证,在现有的国家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我国现有的职业年金制度,也通过对我国职业年金的运行现状分析得出职业年金相关配套制度不够完善;职业年金的推广力度不够,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不够高;以及职业年金的保值增值程度不够。在此研究背景下,建立职业年金收支平衡模型,以模型为依据,挑选了投资收益率、工资增长率和缴费率这三个因素,分别进行其在不同模式下对职业年金收支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在现收现付制下,投资收益率不影响职业年金的收支,工资增长率与职业年金的收支都呈正相关关系,缴费率与职业年金的收支也呈正相关关系;在部分积累制下,投资收益率、工资增长率和缴费率与职业年金的收支都呈正相关关系;在完全积累制下,三者与职业年金的收支也都呈正相关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年缴费资金总额相同的条件下,完全积累模式下职业年金的积累总额大于部分积累模式下的积累总额,而且在当年缴费资金总额相同的条件下,完全积累模式下职业年金的积累总额大于部分积累模式下的积累总额,故完全积累模式下投资收益率对职业年金收支的正影响程度大于部分积累模式。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年金替代率的测算分析,二是职业年金所带来的隐性成本的测算分析。在替代率的研究部分,以账户平衡为原则,构建模型测算出职业年金的替代率。贴合我国国情,合理设定参数数值,测算出目前我国的职业年金替代率,显然,男性职工的替代率数值大于女性职工,但是两者总体上来看都低于国家的目标替代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在不同的投资收益率、工资增长率和缴费率的条件下,职业年金替代率的变化情况,本文又通过两两组合的方式,采用双变量模型对替代率进行了测算。从测算结果中得出,虽然职业年金替代率同缴费率和投资收益率都成正相关,但职业年金替代率对投资收益率的反应更为敏感,即投资收益率对职业年金替代率的影响作用远远大于缴费率。因此我们要尤其重视提高投资收益率,注重职业年金的投资过程,实现其更大的保值增值。而且我国目前的职业年金制度对不同性别的职工有着明显不同程度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女性职工的保障作用弱于男性职工。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男女职工不同的退休年龄导致了不同的缴费年限,女性职工退休年龄小于男性职工,平均来看,女性职工的缴费年限小于男性职工,在个人账户中,女性职工总缴费金额小于男性职工;此外,根据生命表信息可知,女性的生存率高于男性,则女性的存活期限长于男性,女性退休后领取职业年金的年限长于男性。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收支平衡模型,所以女性退休后平均领取到的职业年金低于男性,职业年金对女性职工的养老保障较弱。虽然职业年金的替代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不可否认职业年金在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养老生活上发挥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基本养老金养老的的负担。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只看到职业年金带来的有利方面,而忽视了其带来的隐形压力。因此为了更全面地研究我国的职业年金制度,本文紧接着对职业年金所带来的隐性成本进行了测算分析。在进行隐性成本测算时,以职业年金制度的实施为时点,将职工分为“老人”和“中人”,分别建立模型进行测算。由于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早于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因而其他同等条件下女性职工的缴费年限少于男性职工的缴费年限。所以女性“老人”职工部分的缺口要大于男性部分。在测算“中人”职工的隐性成本时,模型一是在相对极端的假设条件下测算出隐性成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模型二是以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年龄段的人口占比来估计机关事业单位“中人”职工不同年龄的人数,来测算不同性别的“中人”职工的隐性成本,测算结果均包含在模型一的估算区间内。无论是女性职工还是男性职工,隐性成本的数额都超过了一千亿元,金额很大,男性职工的隐性成本还高达三千亿元,约为女性职工的两倍。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中人”职工的隐性成本的负担更集中于男性,这是因为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大于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正常情况下,男性职工的工作年限更长,在职业年金制度实施时刻,属于“中人”类别的男性职工的年龄段范围更大,包含人数更多,因此职业年金未缴足部分大于女性职工。通过与“老人”隐性成本的测算结果对比可知,无论是男性职工还是女性职工,职业年金“老人”的隐性成本数额远远大于“中人”的隐性成本。这主要是因为“老人”职工从未缴过职业年金,其职业年金的个人账户额为零,因此所有的空缺均形成隐性成本,而“中人”职工只是不同年限的少缴纳职业年金,政府只是负担不同程度的部分,所以“老人”职工所带来的隐性成本更重。当然,仅仅从数额大小来判断职业年金对我国财政所带来的负担是片面且不准确的。相对于了解隐性成本的绝对数额,我们应该更加关心国家财政的可支撑状况。将隐性成本总额与国家GDP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隐性成本总额是远远小于当年GDP的数值,更是在近五年的GDP总额中占比很小。这说明职业年金的实施所带来了很大的隐性成本,为国家政府造成了不小的财政负担,但可喜的是这种程度的负担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并不是完全无法承受的。而且隐性成本占近五年GDP总额的比值约为隐性成本占当年GDP的比值的十分之一,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GDP的提高,隐性成本所带来的财政负担有所减轻,所以我们要适当利用经济的发展,并且合理地将隐性成本分摊到不同的年份,实现更为平稳的过渡。在隐性成本与国家收入的比值中得出,当我们从GDP转为考虑国家收入时,隐性成本的占比明显提高了很多,这说明隐性成本为国家财政所带来的实际负担更大,我们尤其要引起重视,预留应急资金。但同样的,如果与近五年的国家收入总额相比,比值又减小了很多,说明只要合理地将隐性成本分摊到各年,则能将负担分散化。总的来说,职业年金具有效率性和促进经济的作用,也是实现养老并轨和缓解基本养老保险压力的关键;目前我国的职业年金替代率过低,未能达到目标替代率;我国女性职工的职业年金替代率水平低于男性职工;替代率水平对投资收益率的反应尤其敏感,投资收益率是影响职业年金替代率的重要因素;职业年金制度的实行虽然促进了养老机制的完善,同时也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隐性负担,目前来看,职业年金的隐性成本虽然并不是无法承受,但依旧需要引起重视。具体来讲,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并完善职业年金制度,进一步推动职业年金的发展;通过各项政策措施,逐步提高我国职业年金的替代率水平;更加注重对女性职工的政策倾斜,减少与男性职工替代率差距;提高职业年金账户的投资收益率,在保值的基础上实现最大程度的增值;推迟退休年龄来延长缴费期,缩短职业年金领取期来缓解隐性成本的负担;对“中人”职工在职业年金实施前未缴费年度实行按比例部分补足方式,直接降低“中人”职工对于国家的隐性成本;为隐性成本预留财政应急资金,将隐性成本均衡分摊至不同年份。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除了贴合国情测算了目前的职业年金替代率,还选取投资收益率、缴费率和工资增长率三个对职业年金产生重要影响因素,两两组合,建立双变量模型测算出不同的替代率;此外,在并轨的背景下,估算了全国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中“中人”和“老人”的隐性成本,并且将测算结果与我国GDP和财政收入、税收收入进行占比分析,对我国并轨中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方面的隐性财政负担有一个直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