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中国知识阶层从传统乡土性“士绅”到现代都市型“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方法，从教育制度与群体变迁的维度，考察此一转型的具体过程、机制和逻辑，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转型肇端于废科举、兴学堂。这一骤然切换，实现了教育体系从培养传统形态的“士绅”，到培养满足现代社会分化与专业化功能需求的职业人才的跨跃。知识分子疏离了政治，获得了知识自觉，回归文化本位，赢得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他们通过近代大学、出版、研究机构等基础性文化建制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自主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播。转型过程中，知识阶层从社会中心退缩到社会边缘，从功能复合、角色二重，但职业单一的支配阶层，演变为角色、功能单一，职业多元，存在于阶级之间、而不是阶级之上的集合体，成为曼海姆所说“自由漂浮的”阶层。与此相应的是知识阶层自我意识与集体认同的嬗变。从“中等社会”开始，知识阶层就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身份，力图与传统士绅告别。五四运动之后，用以指涉新式教育所催生的新社会群体的“知识阶级”日益流行，此一概念对比二十世纪初年的“中等社会”，已经基本将士绅排除出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层定位不是没有分歧：一部分成员努力建构“学术社会”，力图重塑知识的尊严，重建社会重心；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主动认同边缘，放弃知识人身份，慨叹：“我很惭愧，我还不是一个工人”。新式教育的层次结构、区域分布日趋失衡，城乡以及沿海与内地的教育差距急剧扩大。教育重心向城市转移，尤其向沿海大都市移动，农村智力资源大量流失，农村文化生态蜕化，乡村社会失去重心，自治性和自主性不复存在，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进而埋下革命病灶之一——乡村推翻城市，内地颠覆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