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他陆续出版了爱尔兰文化研究“三部曲”。同时,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亦散见于他的其余著作中。伊格尔顿爱尔兰研究的涉及面较为广泛,但主要侧重研究爱尔兰文学。尽管他觉得,文学还在发生实际作用的地方,只在那些还试图向现代性突进的社会里,也就是那些新殖民国家。伊格尔顿将研究背景定位在爱尔兰去殖民化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可见这个定位有着明确的开启当下的目的。以爱尔兰文学成功的解殖经验,提醒那些现在需要为自己寻找话语权的民族,去寻找一条可行的解殖道路。为此,本文将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提炼为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第一章,主要论述19世纪左右爱尔兰文学对宗主国英国传统文类规约的突破。18、19世纪之交,爱尔兰科克文学的剽窃之风盛行,爱尔兰作家“以剽窃反剽窃”的行为是一种自发的解殖策略。19世纪中期以后,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缔造了举世瞩目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这个为时约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运动,旨在依据爱尔兰古老的传统文化,建构以爱尔兰经验为主的新文学。爱尔兰碎片化的历史造就了复兴运动中现代主义的生长,多位早期先锋派作家“述行式”的形式实验,实现了对英国现实主义文类的突破,并且在爱尔兰自治政府成立之前,几近完成了解殖重任。譬如复兴运动的领袖叶芝,以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与风格,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现代诗学,这种诗学将文学形式、哲学思想、与民族信念熔铸为一个整体。　　 第二章,主要阐释爱尔兰去殖民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及特色。爱尔兰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情感凝附在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上,例如,令英国在爱尔兰的霸权彻底化作泡影的爱尔兰大饥荒等。这些历史事件被知识分子们提炼为文化符号,既发挥锁定民族情感的对象物的功能,又诠释着一个民族的品格。爱尔兰民族主义避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民族主义被定义为自我中心,只会和自己的成员对话,以实现自身的解放为最终目标。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许诺的是一个更公正公平的国际世界。但爱尔兰的文学文化解殖虽然是民族主义的取向,却最具国际主义色彩.　　 第三章,主要联系爱尔兰的文化传统分析爱尔兰人对悲剧受难意识的超越因素。这些因素在文学作品形式中的体现,已然开始了对英国正统文类的解构之路。爱尔兰文学创作中个人的狂欢想象,与风俗中集体想象的狂欢,使爱尔兰人可以走出受难的心理预设。这种非凡的想象力,与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即民族性格相关联。性格是身体特征的延伸,“爱尔兰性格”幽默而又感伤,对殖民地的人们来说,感情上的这种自治无形中偏离出了宿命的轨道,使压抑的人性得到伸张；从中也可看到爱尔兰民族性格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之间存有一种深刻的渊源关系。从爱尔兰漂移向英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不乏,对英国统治阴暗面的揭露与对英国文化准则的抵御,是他们文章中的活跃因子。王尔德凭借优越的才思,成为英国文艺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第四章,主要总结论证爱尔兰的文学文化解殖寻求“形式的政治”的特点。爱尔兰作家的作品从内容层面看起来也许确实是公正的,但在形式层面暗示一种政治。如乔伊斯的写作,拥有作为爱尔兰政治武力反抗英国政府的平行线的地位,是因为小说的形式是政治的,不在于它的内容。爱尔兰的这种解殖策略,允许文学创作中的道德与自由审美达成一致。作家们在形式领域的自由审美,更多地来自身体中的政治无意识的渴望,而不是利用某种艺术规则达成超凡魅力,这是爱尔兰带给世界的智慧与精彩。　　 伊格尔顿的爱尔兰研究,为民族主义从“心理的去殖民”到“动摇中心”都做出了明晰的表述。爱尔兰去殖民化民族主义结合政治和文化的实践,给予当下不发达地区的启示是意义深远的。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性文化殖民,去殖民化民族主义的自觉抵抗仍具备无法替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