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初期,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纷纷出台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分税制改革后,地方除屠宰税、筵席税外不再享有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对《立法法》等法律的梳理也能得出现今市、县、乡级政府不享有税收优惠制定权的结论。但时至今日,地方政府出于吸引投资、拉动地区GDP增长的动机仍然越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表现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与企业签订税收优惠承诺条款或以单方允诺的方式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文件。为规范税收秩序,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国家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从未停止,但在2015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文）,叫停了2014年发布的《通知》中的各项清理工作。可见,一刀切地清理所有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是良方,尤其对于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对企业做出的税收优惠承诺的效力,更应谨慎认定。在实践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因税收优惠承诺的履行产生纠纷的情况并不罕见,而法院对于税收优惠承诺的效力认定也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那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税收优惠承诺的效力究竟如何认定?对此,笔者采取实证研究的方式,通过对收集到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税收优惠承诺效力争议的案件进行研究,分析法院作出不同效力裁判的理由,思考产生同案不同判现象的深层原因,以对地方政府税收优惠承诺效力的认定提出建议。基于此,本文包括导论共分为了五个部分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导论,由两个案例引出本文需解决的问题,而后对税收优惠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发现对于地方政府税收优惠承诺效力的研究并不深入。最后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为对涉及税收优惠制定主体的法律法规的梳理。首先明确了税收优惠属于《立法法》中规定的法律相对保留事项,然后分别对拥有税收优惠决定权主体及条款依据做了梳理,大概了解了我国税收优惠制定权力的分配以及税收优惠法律法规的实践形态,得出市、县、乡级人民政府不具有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仅能在上位法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税收优惠承诺的结论。第三部分为司法裁判的实证研究,对收集到的59个案例的裁判时间、裁判省份、税收优惠形式和法院认定税收优惠承诺有效及无效的理由进行了梳理。第四部分为对税收优惠承诺效力的再思考,梳理了同案不同判的具体分歧类型,分析了产生同案不同判现象的深层原因,即在税收优惠法律体系层面,税收优惠存在立法结构不合理、数量繁杂且政出多门的现象;在司法裁判层面,对于判定税收优惠承诺效力的法律依据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行政案件中的合法性审查路径等方面也存在不统一现象。第五部分为对税收优惠效力的司法裁判提出的法律建议。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承认国发[2015]25号文具有外部效力,且其效力等同于行政法规,可以作为认定税收优惠承诺效力的裁判依据。其次,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税收优惠承诺纠纷个案的裁判中应当对合法性原则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适当平衡。对于存在轻微违法情节的案件,合法性原则应当让步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肯定税收优惠承诺的效力,对于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节或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案件,应当认定税收优惠承诺无效,但出于对纳税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政府应根据自身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研究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税收优惠承诺的效力问题。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学界的研究方向偏向宏观角度,主要集中于对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路径和方式的讨论,部分学者提及在税收优惠的清理过程中要注意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但未具体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保护;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也并未得到关注。本文梳理了同案不同判的具体情形和产生原因,能够为后面学者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本文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实证研究的案例样本数量不够大;其次是笔者理论功底欠佳,对于实践中存在问题反思的理论深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