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作为我国行政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证明公民身份、统计人口数字与结构的方式为社会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在特定历史时期为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社会发展成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但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来看，户籍制度更多充当为一种控制人口迁移的手段，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带有浓厚的政治工具性特征，造成了有继承性的、有身份等级的社会。户籍制度背后附加的各项福利，涉及到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强化了城市户籍身份的封闭性，给社会制造无形的城墙，拉大了城乡差距甚至造成了社会分化，带来了新一轮的不平等。这不仅提高了农民城镇化的门槛与成本，也延缓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从严格限制到适当放开，通过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营造一种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努力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人生出彩的机会，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心。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之前的改革不是彻底的改革，都是对已有制度的简单重复与延续，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即没有放松对公民自由迁徒与人口流动的控制，也没有剥离户籍制度所附加的利益，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我国的户籍制度调整到今天，之所以冲破不了制度的路径依赖，始终附加资源与利益配置的功能，是因为改革进入了“内卷化”状态，即停止不前或者简单再重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加强。因此，要通过新一轮的改革克服制度缺陷、扫除制度障碍、突破制度的路径依赖。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各阶段户籍制度的特点，结合社会实际情况，通过内外因唯物辩证法，提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建议。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农民志愿、分类推进、分步指导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即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逐渐剥离附加利益，淡化户籍制度的痕迹，直至废除户籍制度。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乃至废除是我国行政管理工作中的长期战略性目标，通过社会物质资源的丰富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逐渐模糊城乡差距，直至消灭制度的痕迹。户籍制度改革是对一个系统的调整，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触及社会各方利益。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突出表现为对公民身份认定问题、土地处理问题以及与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性问题。对于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公民身份“一卡通”制度，引入社区股份合作社模式，使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代名词。同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营来解决相关的保障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