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建立了以充分性认证、适当保障措施为主的多层次跨境数据流动体系。标准合同条款作为其中一项适当保障措施,被认为是商业实体之间合法跨境传输个人数据的最主要且最便捷的方式。然而,2020年7月,欧洲法院在“隐私盾”案中未对标准合同条款的效力作出正面认定,却认定了美欧《隐私盾协议》无效。标准合同条款和美欧《隐私盾协议》都是第三国在无法通过充分性认证的情形下采用的数据传输机制,但是二者在该案中为何有着不同的效力认定,欧洲法院对此语焉不详。因此,欧洲法院这一判决引发了学界对标准合同条款有效性的讨论。探究这一问题需要从“隐私盾”案着手。本案中,欧洲法院在认定一项数据传输机制是否有效时,其主要的考量因素可归纳为三点:第一,跨境数据传输机制所提供的保护水平是否充分;第二,数据传输协议是否受到有效监督;第三,对第三国公共机构的约束程度。经考察,标准合同条款提供了“等效”的数据保护水平,设置数据监督机构监督数据传输协议,并且在内容上严格约束第三国公共机构。因此,欧盟标准合同条款能继续承担跨境数据传输这一重任。中国同美国一样都未通过欧盟的“充分性保护”认证,并且大部分中国企业依赖欧盟标准合同条款将欧盟个人数据转移到中国,因此标准合同条款的有效性问题也直接影响着中欧数字贸易。同时,我国最新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尚未颁布的《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都出现了标准合同条款的影子,这侧面反应了我国数据保护立法对欧盟标准的借鉴。但此种借鉴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在立法层面应当尽快发布标准合同范本、建立跨境数据监督机构、明确数据安全责任主体;在企业层面可以通过设立数据保护官等措施,确保标准合同条款机制正常进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