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子,反映了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稳定的片面理解。一些政府官员思想中的社会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社会稳定。他们认为农民不反映问题,就是稳定；消极处理农民反映的问题,不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抹杀农民的权利。长此以往,基层政府在农民群体中的威信大打折扣,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也被推到极致。一旦某件很小的事件发生,触及了农民群体的精神敏感区,使“气场”膨胀,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则很有可能发生,冲击基层政权的稳定,造成区域生产生活的紊乱。因此,加强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有助于监测和减少农村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达到农村的动态社会稳定。研究认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受综合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基于此假设,研究首先从宏观理论角度分析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包括政治因素(政治参与低效、政治决策失真、政策执行不力、政治监督低效、政治控制不力)、经济因素(利益冲突严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支出较多、收入差距扩大)、文化因素(农民主体意识薄弱、受教育程度较低)、法律因素(司法资源不足、司法效力较弱)、社会因素(社会控制弱化、农村宗族势力恶性发展、农村社会状况恶化)。研究辅以海南感城事件作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加以分析,为研究增添事实说服力。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存在重要性的大小,而且事件的发生更多体现农民的主观意念,即内心中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看法。因此,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研究以此为切入点,首先根据影响因素,构建了初步的以定性指标为主的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考虑到预警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全面性,研究设计了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专家调查问卷,问卷调查对象包括基层公务员、村干部和学者。根据他们的意见,研究得出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想,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模型。通过社会调查方法搜集数据,研究把预警模型运用到实践中,评估了江苏苏北地区某镇农村社会综合状况。最后,研究认为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首先要建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包括信息收集舆论识别机制和政府信息公开机制。鉴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社会调查的失真性,政府应以治理理念和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为指导,吸纳民间机构和个人参与到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中来。其次,要防止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根本是完善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和提高农民收入等等,使农民利益表达的方式更多地体现制度化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