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贸易均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突出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深。但是,长期以来,重视出口贸易、低估甚至忽视进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我国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总体倾向。受这一政策倾向的指导,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加剧,贸易摩擦频发,技术含量低、贸易利益少的问题日渐凸显。扩大进口是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和优化贸易结构的现实需要,系统深入地研究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表现在弥补供给缺口,创造国内有效需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等众多方面。鉴于技术进步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国内外学者普遍重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而忽视进口的技术溢出这一现实,本文选取从技术溢出这一视角来研究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重点考察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以及进口溢出效应吸收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了国内外有关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并从中总结出罗默、卢卡斯、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关于“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进口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研究思想作为本文后继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全面客观地分析进口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经分析认为,进口贸易是一把双刃剑,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弊并存。其中,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弥补供给缺口,创造国内有效需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等四个方面;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挤出效应,不利于国内幼稚工业的成长,就业压力增加,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问题等方面。以上是从整体上探讨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那么,进一步地,对中国而言,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如何?我们将结合中国的宏观数据来说明这一问题。接下来,文章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分别考察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数量方面,我们考察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三个重要指标(进口依存度、进口的GDP增长弹性、进口的贡献系数)。结果显示,我国进口贸易依存度大幅提升,从1978年的5.17%增长为2007年的29.15%;我国进口GDP增长弹性在1979--2007年的29年间有26年都是大于1的,期间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态势良好;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分析得到,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科学研究业、建筑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及社会服务业等13个行业中,进口对GDP的贡献系数明显高于同期出口。在质量方面,我们通过估算1987-2006年我国进口结构的高度化指数(进口产品附加值的综合加权平均数,IMT)来量化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从产品技术附加值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我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口结构的高度化指数(IMT)每增加一个单位,将推动我国GDP增加62.8823亿元。在科技蓬勃发展的21世纪,技术进步在一国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普遍重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而忽视进口的技术溢出。鉴于此,第四章在第三章整体分析进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础上,选取了技术溢出这一视角来分析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我们以第二章中归纳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借鉴Coe和Helpman(1995)建立的CH模型的思想,系统地探讨了进口贸易导致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并采用我国30个省1997-200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专门就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建立计量模型,来分析我国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东中西部区域差异。分析表明,影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主要有:进口渗透率、人力资本、国内R&D水平、贸易开放度、政府管制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等。针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不平衡现象,结合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我们从中选取了国内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和金融发展水平等4种因素,进一步考察了我国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吸收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在模型的构建方面,我们对CH模型进行了扩展,一是参照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的方法来计算外国R&D资本;二是考虑到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滞后效应,在模型中引入滞后期变量。经过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实证结论:其一,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全国范围内的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值为0.0355,即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外R&D资本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带动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0.0355个百分点。其二,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从绝对水平上看,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西部地区的进口溢出效应要大于东中部地区。但是对比国内研发对TFP的促进作用,从相对水平上看,东部地区的进口溢出效应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综合两种指标进行考察,中部地区的进口溢出效应都最小。其三,进口溢出效果依赖于国内的吸收能力。我们在模型中增加交叉项,在考虑了人力资本、国内研发、制度、金融发展水平等4种技术溢出影响因素后,各交叉项的进口溢出系数都有所下降,远远小于国内R&D资本的TFP弹性。可见,由于我国国内的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进口技术溢出效应没能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国内研发、制度因素(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对进口溢出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其中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最大;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作用尚不明确,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比较发现,人力资本,国内研发对进口溢出的间接效果明显小于进口溢出的直接效果,说明人力资本的不足和国内研发投入的不足,对进口溢出效应存在阻碍作用,且研发投入的不足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充分重视进口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加大通过进口引进技术的力度,特别是注重扩大重大装备关键件、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重要资源型商品的进口;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国内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不断完善进口技术溢出的吸收环境;避免进口对资源和技术的过分依赖,将进口技术溢出效应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在获取技术溢出基础上的再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本文是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一是全面分析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本文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分析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克服了以前只看到进口贸易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面,也修正了近期仅注重进口贸易有利影响的分析。二是建立实证模型分析了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本文首次估算了进口结构的高度化指数(产品附加值的综合加权平均数)来量化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从技术附加值的角度考察我国进口商品技术含量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三是深化了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的研究。本文对CH模型进行了拓展,采用1997-2005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首次将人力资源、国内研发、制度因素和金融发展水平等众多因素统一纳入模型,考察我国进口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并利用交叉项来分析判断影响我国技术外溢效应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的不足之处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仅分析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缺乏对行业层面的分析。同时,没能将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如入模型,比较两者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