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一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既广泛地反映了近三十年文学的坎坷与曲折，又形成了独特的、开放的和以新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茅盾文学奖美学。因此，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制度实践，还是从作为“一个国家文学实力标志”的长篇小说体裁：无论是从茅盾文学奖美学内在的本质特征，还是从提升中国的文学形象与实力、加强与世界文学的深刻联系，以及从制度、文本到文化对当代文学研究进行本体反思等等方面，茅盾文学奖都值得我们进行严谨而深刻的学术研究。然而，尽管当前对茅盾文学奖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就会发现，对茅盾文学奖主要存在着两极评价，一是过度抬高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地位，认为它有着价值的“永恒性”，永远不会贬值，忽略了茅盾文学奖的某些作品的“历史性”，或者说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局限；一是过度贬低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价值，认为它是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产物，与“纯文学”无关，并且由于文学的边缘化正在趋于“速朽”；还有的论者把茅盾文学奖“娱乐化”，以耸人听闻的评价或者貌似揭秘的“内幕”进行歪曲或者遮蔽，使之失“真”；以及受限于方法、观念、视界等等因素，茅盾文学奖研究至今仍不成熟，甚至欠缺与之展开的具有学理深度的“对话”。鉴于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某些缺失，如欠缺理性与对学术研究的基本标准之自觉的遵守和认同，欠缺对研究对象生命式的理解与感悟，特别是欠缺把古今中外文学研究方法之自觉地融汇贯通等等，本论文将借鉴接受美学和M·H·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观点，以及韦勒克与沃伦所倡导的文学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理论，遵循方法选择与运用的“还原”、“总体性”和“辩证地批判”等等三个基本原则，采取“综合创新”方法对茅盾文学奖进行跨对象、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力求从三个层面对茅盾文学奖作丰富的阐释与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是制度层面。党和国家从宏观上制定了有关文化政策、措施或者规定，它们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生存的总体环境，我们称之为“外部制度”；主办者专门针对茅盾文学奖所制定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是积六届评奖经验而成并遂步完善的，它们构成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场”，我们称之为“内部制度”；在兼顾以前的各种“条例”之时，我们主要还是以“修订稿”作为论述对象。它包括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评选内情”、“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以及“经典观”等等义域。这些“内部制度”具有“软性”的引导功能，它们方方面面地影响着茅盾文学奖，并策动着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形成。一是“文本-美学”层面。这主要是指：茅盾文学奖尽管文本互不相属，但都有着内容的“互文性”，在艺术特征方面也具有某种宏观的“整体性”。当然，它们是开放而非封闭的。不断地吐故纳新；是动态而非静止的，维持着某种异态的平衡；逐渐趋向于深刻的内在化而非表象式背离，体现出虽具多样但又有若干共性的美学追求。从总体性来看，茅盾文学奖主要通过题材的倾斜呈现，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之文学主潮，包括全知视角、正面价值、新现实主义与史诗传统等等具有原则意义的“基本叙事”因素，以及共同的思维精神——它们构成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基础”。从类型性来看，茅盾文学奖主要通过农村小说与乡土意识、改革小说及其精神变迁、历史小说及其叙事观念，以及张洁从《沉重的翅膀》到《无字》的“文学转型”等等方面丰富、补充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现代内涵。从个体性来看，在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宏大结构之中，一些文本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而使之增色；笔者在论文之中为它们作了深入的“文本细读”，如《平凡的世界》深度的价值取向、《白鹿原》深厚的悲剧意识、《长恨歌》深刻的生命伦理、《张居正》独特的叙述哲学、《尘埃落定》丰富的想象诗学等等，从而进一步完善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些内容构成了茅盾文奖美学的主体与基本框架。一是“比较—美学”层面。我们把茅盾文学奖与世界“第一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比较的话，会发现它们既有若干的认同途径或者共性，但也存在着不少突出的障碍和缺失，如《静静的顿河》与《战争与人》深在的精神联系、《大街》与《芙蓉镇》的国家形象诗学、《约翰·克利斯朵夫》与《白门柳》的知识分子形象、《开罗三部曲》与《茶人三部曲》的叙述同构关系等等。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认为，茅盾文学奖与世界文学是相通的，尽管它还有着种种的不足甚至缺陷，但在主要方面，它在不断地跟进与融合世界文学，并在不断地对话与交流中建构着自己的诗学特色。我们深信，在攀向高峰的途中，尽管还会有困难重重，但它将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成为不可或缺又风格独具的一极。最后，对茅盾文学奖进行展望，随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成熟及与世界文学融合的加快，茅盾文学奖将更为全面地体现出华语性、人文性与经典性，并将具备着世界意义。当然，任重道远，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及社会的不懈与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