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詩歌中,用典(用事)是極為常見的寫作形式和技巧。在某種意義上,用典甚至可以說是古典詩歌寫作的必備要素或必要條件。而且,來源、出處不同的典故給詩歌帶來的效果和影響也存在差異性。早期詩歌中的典故絕大部分出自經書、正史。隨著這些出自經書、正史的典故反復被用,以致慢慢變成熟典或普通名詞,詩人們開始從其他類型的典籍中尋找新的典故。小說、傳記是古代文獻中數量極大的兩個門類,在歷代書目中一直佔有突出的地位,其中記載的故事、知識、風俗、名物等不計其數,爲詩人用典準備了上好的材料,於是小說傳記典故漸漸地在詩歌中普及開來。晚唐時期,李商隱、杜牧不但在詩歌中使用了較多的小說傳記典故,而且還有意識地從小說、傳記中挖掘了大量新的典故,同時還對部分已經被前人使用過的小說傳記典故進行創造性地使用,給詩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李商隱、杜牧二人在對小說傳記典故進行發掘和創造性使用地過程中,各自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在對小說傳記典故的發掘方面,李商隱更偏愛從神異類小說、傳記中挖掘使用帶有神異色彩的小說傳記典故,而杜牧則更傾向於從博物類小說中挖掘使用名物詞;在對小說傳記典故的創造性使用方面,李商隱頗醉心於對已被前人使用過的小說傳記典故進行“師心自用”,使其產生“新奇”的效果,相比之下杜牧則較少對已被前人使用過的小說傳記典故進行改動。詠史詩、詠物詩歷來是用典率較高的詩歌題材,而晚唐的詠史詩、詠物詩與前代相比,均有了突破性地發展,甚至達到了各自的藝術高峰。李商隱、杜牧作為這一時期藝術成就最高的詩人代表,二人的詠史詩、詠物詩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藝術瑰寶,而小說傳記典故,在其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