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15年这20年间，沙市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这是一座传统老城的勃兴，开埠使得沙市进入了一个空前鼎盛的时期，并由此构筑了沙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台”。笔者认为，开埠后的沙市，背靠广袤的江汉平原，依托长江，置身于广阔的外部世界之中，带有殖民地经济性质的进出口贸易获得迅猛发展，并由此刺激了直接关联的国内转口贸易急速上升；通商贸易所产生的商业力量打破了城市的内闭式结构，商人嬗变，实业振兴，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地萌生了。开埠后的沙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从地点上经历了一个从沿江地带向内陆延伸的过程，在程度上经历了一个从集镇间转运贸易到棉制品进出口异军突起的过程。所以笔者从开埠后码头经济带的形成、开埠后棉织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开埠后城市格局和社会阶层的变化三个方面对沙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进行了论述：前言部分，笔者重点论述了研究沙市开埠史的必要性，特别强调不能忽视此研究对当代荆州振兴的启示。本文旨在通过再现这个城市昔日的辉煌，试图给这个城市找回振兴的信心。第一章，论述开埠前沙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什么沙市被列强选择为通商口岸?笔者从各个侧面对沙市自身进行“追问”。随着叙述进程，笔者将有机会较为详细地分析当时排列长江港口前十的沙市码头经济，以及依靠码头经济所带动发展的城市商业与手工业，并透视城市各个阶层与群体的驳杂社会面相。第二章，论述沙市开埠过程以及码头经济的勃兴。日本选择沙市开埠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日本较之英美对沙市市场更加看好。笔者的论述努力地表明，沙市开埠所引发的最直接的变化，是港口贸易量的激增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码头经济带的兴盛，沙市沿江地方最早开始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第三章，论述沙市开埠与棉织业的发展。笔者搜集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辅之以表格，用严谨的实证方式说明，开埠后，棉花成为沙市主要出口贸易商品，并使这个传统的商埠改变了素以手工制品为主要输出品的城市经济结构。巨额的棉花转运贸易使沙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促进了棉花市场产业链的形成，奠定了近代沙市城市经济的基础。第四章，论述沙市开埠后城市格局和社会阶层的变化。此时本文复杂地透视这座“洋风”吹拂下的城市，展示了效仿洋人的新式商业、新式邮电业、新式金融业以及新式民族企业，等等。在社会阶层的分离与聚合层面，新式商会、买办阶层等新的社会力量产生了；社会变迁也使得一部分人失去了旧有的安全感，产生和加剧了新的紧张。第五章，对沙市开埠的思考。尽管沙市开埠是屈辱的，然而武力逼迫式的开放却成为沙市踏入近代化之旅的一个契机和一种主要的启动力量，沙市被卷入社会激变的旋涡，被注入不曾有的新因素而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快速发展阶段，促进了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为沙市民族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此外，沙市开埠，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周边集镇振兴经济提供了样本与良机，并且与长江中游开埠城市一起走上了共同发展之路。笔者认为，本文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主要集中体现在四个特点上：一、一定程度恢复了沙市开埠这段历史的城市记忆。笔者把零星收集的珍贵的历史文献认真消化激活，碎化的历史被笔者连缀成围绕开埠主题的独立篇章，再现出那段转型时期的社会面相。二、在方法论上，放弃了宏大叙事，笔者关注的是一种短暂的区域社会经济史。这样，笔者的研究并不局限在“国家”整体性历史的政治边界话语里，而在于真实地展现“新发现”的地方历史的独特性，通过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微观研究与叙述，对以往敏感的“丧权辱国”、“殖民地”等政治性话语进行独立的思考，来实现对真实的整体性历史的追求。三、在微观的研究中，笔者力求用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来观察流动的历史。笔者并非因“论商”便只“言商”，而是把这项研究放在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框架中，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现沙市社会经济形态的流变。四、借鉴多学科知识，对沙市的开埠史进行综合分析。我运用了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市场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让过往的凝固的历史“说话”，以求在一篇短短的论文中呈现一幅“多学科对话”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