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对于诗歌来说，不只是在内容上，更主要是在心理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研究“安史之乱”中的诗歌创作，对于理解盛唐到大历乃至中唐文学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或多论及盛唐诗歌，或多就大历文学是中唐文学之转折点给以阐释，而对介于两者之间的“安史之乱”这八年及其前后的诗歌创作涉及甚少。本文就着意在这历史的一晃之间，捕捉历史心绪之变迁。 本文第一章试图通过对“安史之乱”前，在盛唐升平情形下隐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矛盾的揭示与剖析中，指出“安史之乱”实则是使这一切矛盾由隐而显的历史工具，是社会心理积聚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爆发。在这样的环境下，敏感的盛唐诗人感知到了种种危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因此，与其说是“安史之乱”本身对诗人创作心理产生影响，不如说是叛乱前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本身所产生的弊端及其后果对诗人造成的影响。在政治方面，笔者通过对当时现状的考察，反映出玄宗朝晚期皇权的丧失和中央集权的削弱；在文化方面，通过儒、释、道三种思潮在唐代的变化，指出至玄宗晚期时代心理的变化：这表现为对早期儒学思想的废弃和玄宗朝对道教思想的推崇。最后，本章在对诗歌作品的解读中找出能够代表当时思想转型、对“安史之乱”有预见性的信息。这是诗人心态转型的起点，同时也是“安史之乱”中诗歌创作之滥觞。 第二章将分析“安史之乱”中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转变。“安史之乱”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和辽阔的帝国变成了斗争不休的国家，成了唐代乃至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给唐代政治体制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是中央集权的进一步丧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朝廷威信和统治能力的降低，这突出地表现在节度使的拥兵自重及宦官干预政务中。对社会经济体制而言，“安史之乱”加剧了人口逃散，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使唐前期的财政经济基础崩溃。这些必然加剧着其它社会矛盾的激化，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继而也会对文人心态及社会文化产生强烈的刺激和重大的影响。最显著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忠君思想的进一步增强、宦官政治的兴起及政治由向心到离心的转变。 第三章则在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探求盛唐诗人在乱中诗歌创作之新变。经历了战争的磨练，诗人们开始重新给自己定位，也重新追求符合新的社会环境的文学。 大多数的盛唐诗人面对战争，仍带着盛唐社会赋予的自信、开阔与乐观的情怀， 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进行诗歌创作，反映新的时代要求。而此时，经过战争的洗礼， 这种盛唐精神及诗歌创作呈现出新变的特征：诗人们的创作心理由热情激越变为 冷静凝重、诗歌所呈现的文化品质由异采纷呈变为单一的爱国务实。这是“安史 之乱”中文学呈现出的主流倾向。同时，不可否认，突如其来的战争也在逐渐摧． 毁一些人的精神和斗志，使他们开始将笔触转向对自我心灵的观照，诗人的审美 趣味由开阔高华变为内敛低沉。 通过上文的论证，由盛唐走向“安史之乱”中的诗人群体始终具有一种盛唐 倩结，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诗中从未混灭重返昔日辉煌的愿望。对昔日盛世 的眷恋与怀念，必然使他们对帝国作出新的思考，创作出新的诗歌。而在战乱中 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历诗人，面对帝国不可扭转的衰败之势，失去了对帝国的热情 和信心。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因此少了慷慨之气、蓬勃之态，显得倩绪低沉、苍老 衰颓。而至元、白，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重新省悟，也显示了恢复盛世的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