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1.了解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应对方式、自我效能及社会支持水平的现状。2.分析人口学资料、疾病相关资料、应对方式、自我效能及社会支持对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之间的相关关系。3.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前置变量(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中介变量(应对方式)和结局变量(癌症复发恐惧)之间的作用路径。研究方法1.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6月到2020年1月在天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乳房再造科就诊的257名乳房重建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癌症复发担忧量表(CARS)、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GS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2.采用数据双核对及双录入法,将数据录入Excel软件中,使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率进行描述。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一般资料对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应对方式、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间的相关关系。以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为自变量对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3.利用AMOS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的医学应对方式、一般自我效能水平、社会支持水平与癌症复发恐惧水平之间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1.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70份,回收问卷263份,回收率为97.41%;有效问卷257份,有效率为97.72%。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处于中度水平,得分为(55.96±24.72)分;医学应对方式及面对、回避、屈服三个维度的M(Q1,Q3)为46(43,49)、19(17,22)、17(16,19)、9(7,10);自我效能的M(Q1,Q3)为25(22,29)分;社会支持水平得分为(38.65±7.17)分。2.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婚姻状况、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乳房重建术式及肿瘤家族史的得分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离异、家庭人均月收入越低、选择假体乳房重建术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越高。3.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总分与屈服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与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与社会支持总分及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得分均成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4.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屈服应对、社会支持利用度、婚姻状况(离异)文化程度(高中/大专)、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年龄(≥56岁)依次进入回归方程(调整后R2=0.515,P<0.001)5.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屈服应对、面对应对在乳房重建术后患者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χ2=3.243,P=0.072,df=1,χ2/df=3.243,RMSEA=0.094,GFI=0.995,模型拟合较好。研究结论1.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应对方式、一般自我效能及社会支持均处于中度水平;2.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与应对方式、自我效能及社会支持水平密切相关。患者越多选择面对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越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越低;3.部分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是乳房重建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离异、家庭人均月收入越低、选择假体乳房重建术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越高;4.应对方式在乳房重建术后患者一般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水平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自我效能、社会支持是影响癌症复发恐惧的前置变量,对癌症复发恐同时具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