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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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证券法》在我国正式施行,使得投资者保护与证券集体诉讼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近年来,随着证券监管趋势从严和投资者维权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等违规行为被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中小股民因缺乏专业知识而处于弱势地位,常常在等待和观望中错失诉讼有效期。国内逐渐涌现出以臧小丽、王智斌、宋一欣等为代表的证券维权律师。证券维权律师通过互联网上的索赔征集,将现实生活中形单影只、一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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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证券法》在我国正式施行,使得投资者保护与证券集体诉讼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近年来,随着证券监管趋势从严和投资者维权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等违规行为被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中小股民因缺乏专业知识而处于弱势地位,常常在等待和观望中错失诉讼有效期。国内逐渐涌现出以臧小丽、王智斌、宋一欣等为代表的证券维权律师。证券维权律师通过互联网上的索赔征集,将现实生活中形单影只、一盘散沙的中小投资者集聚成强有力的维权群体。虽然具有浓厚官办色彩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也会在官方网站上进行类似的的索赔征集,但是业务量非常有限。在市场上有更强的话语权的仍然是民间律师。本文所研究的“证券索赔征集”,指的是律师在个人新浪博客上发布标题为“某公司索赔征集”的文章,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征集到众多满足索赔条件的中小股民,从而代理投资者批量提起民事诉讼,与涉嫌虚假陈述等损害投资者利益行为的上市公司对簿公堂。一直以来,审计费用都是审计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审计费用既反映了审计资源的投入,也包含了必要的风险补偿。律师的证券索赔征集是否会引发审计师的关注,进而影响审计收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手工收集的律师新浪博客数据,研究了证券索赔征集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证券索赔征集分别用哑变量、索赔征集总数量、索赔征集律师数量来度量。为了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将2015年-2019年被索赔征集的上市公司视为处理组,没有被索赔征集的上市公司视为对照组。选取企业规模、是否违规等多个配对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进行1:1不放回最近邻匹配,获得包含2046个观测值的匹配后样本。基于全部样本和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都验证了证券索赔征集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交乘项的方式,检验产权性质、“四大”审计的调节作用。本文还探究了证券索赔征集是否会影响审计意见、年报披露时间,以检验证券索赔征集对审计风险、审计工作量的影响。此外,本文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了一致结论。改变1:1最近邻匹配的卡钳值,采用不同半径下的半径匹配法;基于PSM-DID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国企和非国企、“四大”和非“四大”进行分组回归;增加审计师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被律师进行索赔征集后,其审计费用显著增加。被审计客户面临高诉讼风险和巨额索赔的资金压力,并且被监管部门和证券维权律师持续跟踪的可能性大。会计师事务所一旦审计失败将面临诉讼和声誉损失。审计师可能一方面增加审计程序,另一方面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都会导致审计费用提高。(2)和国有企业相比,证券索赔征集对审计费用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国企和民企操纵盈余的动机存在差异,并且国有企业抵御诉讼的能力可能更强,这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风险。(3)和“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相比,证券索赔征集对审计费用的提升作用在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非“四大”抵御诉讼的能力较弱,因此对客户被律师征集索赔这一事件的敏感度更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目前国内还没有文献对证券索赔征集、中小投资者群体诉讼进行实证研究,包括市场反应、影响因素、经济后果等等。本文试图做出一些贡献,研究证券索赔征集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2)丰富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文献关注到监管、媒体监督、诉讼等外部压力会影响审计定价,但是律师在互联网上进行索赔征集的行为是否会对审计师产生隐性压力,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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