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为脉络,以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适用特点为研究对象,目的是解决中国推进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中出现的适用问题,分析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在适用时不以轻重罪为区分标准、而以犯罪客体为标准的理论背景,介绍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常用于大型公司的理由,试图为推进中国合规不起诉改革、突破轻罪适用、优化大型企业适用难题提供一些有益的讨论,共有四章内容。第一章对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进行概述,引出本文所讨论的问题。通过分析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定义、介绍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到,相比我国至今未明确合规不起诉的定义、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美国已经明确了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具体内涵。美国明确说明了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定义、适用情形,并且在实践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将“Too Big To Jail”类型的企业作为适用对象的模式,常用的审前转处协议方式为暂缓起诉协议方式,检察官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检察官备忘录”,对如何适用审前转处协议、适用时的关注重点都有明确的说明,例如事后如何对企业合规制度的第三者监督、暂缓起诉协议的格式与内容保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模板、流程。以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作为有益参考,可以提供给我们许多经验,接下来就在后文中对具体的适用特点进行集中交待。第二章是介绍美国适用审前转处协议制度不区分轻重罪,美国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企业或者辩诉交易时候要考虑的要素,包括企业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或者被害人造成的危害结果,企业在犯这类罪行的时候同类企业是否出现类似情况以及是否是普遍的情况,企业的认罪态度和补救措施以及非刑罚化救济措施的充分性。我国以轻重罪作区分标准适用不起诉协议,可能出现因直接责任人员重罪而企业无法通过合规免于被起诉的问题,而参考美国审前转处协议上述适用考虑因素,并无对企业轻重罪的考虑,而是以犯罪客体为区分对象,针对经济犯罪、证券行业重大案件可以适用不起诉协议和暂缓起诉协议。这类犯罪虽然体现出了重罪的特征,但审前转处不代表对重罪的放纵,美国审前转处以高额罚款为前提,以合规为基础,能够既使得企业获得惩罚,也能震慑行业,因此以犯罪客体区分是否能适用合规不起诉具有合理性。第三章介绍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常用于大型企业的原因,大型企业水波效应有为明显,而审前转处协议的动机之一就是避免水波效应,而且因其不以企业认罪为条件,因此重视商誉的大型公司更倾向交付罚款,而小型公司则很难承担这样的成本;另外,大型企业更能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小微企业人员职责混杂,充分合规比较困难。第四章总结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适用范围,对我国适用合规不起诉时出现的问题有启发作用:我国可以坚持现在对小微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的方式,虽与美国状况不同,但有我国本土化的合理性,但美国在对大中型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方面积累了经验,我们可以通过借鉴这些经验在我国对大型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利于产生多元化解决思路;在轻重罪的适用上,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不以轻重罪作区分标准,而以犯罪客体作区分标准的方法,在合规试点改革尚未完成,适用对象仍不清晰的现在,参考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确立我国的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