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产业分工已经难以准确衡量各国在参与全球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益情况。全球价值链理论应运而生,根据各国国内生产的实际价值作为本国实际利得的衡量方式更为合理。伴随着贸易格局的重塑和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不再仅仅包含生产组装环节,还将上游和下游的研发设计、营销售后环节也涵盖在其中。并且在这一分工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因其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要素禀赋被锁定在加工和组装环节,核心的技术和销售环节仍被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而这部分恰恰是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因此可见,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只有不断掌握核心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同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额迅速增加,其中增加额最大的是制造业产品的中间产品。因而,以最终产品计入到各国贸易额中的统计方式难以反映出一国真实的贸易利得,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的真实地位。2012年初,世贸组织联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台了全球贸易计算新方法——附加值贸易统计法。这是国际权威机构首次官方公布以新的统计方法重新对国际贸易现状进行评估。这一新的贸易统计方法反映了各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真实利得,更有助于重新评估世界各国贸易失衡问题。中国和东盟均因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中去。两者也都通过技术研发和产品工艺改进试图实现价值链生产环节的不断攀升,却遭到发达国家的重重阻挠。如何从被发达国家锁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突围,是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自2010年建成,为中国和东盟制造业的合作发展之路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本文通过借助OECD-WTO数据库中相关数据对两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了两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所处地位相似,且大多行业都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组装环节上,但相对于东盟而言,中国的部分行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速度更快。尽管在一些产品出口上中国和东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但经过本文对中国和东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影响两者获利能力的因素略有不同,这也试图为中国和东盟未来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路径找到了更为明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