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建立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长期坚持“重文轻武”的政策，造成中国尚武精神逐渐流失。面对近代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历代贱武右文的观念，希图通过唤起民族尚武精神以挽救民族危亡，从而掀起了一股尚武救国思潮。这股思潮以甲午战争为限，甲午战前的尚武局限于军队建设，主要表现为重视武器、制度的变革；甲午战后的尚武则由军人扩大到一般国民，由武器、制度深入到精神。
　　梁启超是清末知识界最早撰文鼓吹尚武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尚武思想的形成的原因除了与甲午战后的社会变化有关外，还与他流亡日本前后世界观的转变有关。早年，他接受传统儒家教育；青年时期，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活动，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流亡日本后，受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的影响，逐渐摆脱了康有为“三世说”的束缚，逐渐接受了“进化论”学说。同时，由于日本社会受甲午战争及“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刺激，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梁启超置身其中，也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他将武力作为救国最直接的途径。此外，日本、普鲁士德国、俄国等国的崛起经验，佛教、墨家等传统思想也对梁启超尚武思想的形成产生的一定的影响。
　　通过对洋务运动只注重引进西方器械，忽视培育尚武精神的反思，梁启超明确指出他提倡的尚武是尚武精神。他猛烈地批判历代统治者的重文轻武，指出造成中国尚武精神流失的原因在于“国势之统一”、“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荡”、“习俗之濡染”四个方面。为此，他提出了培培养尚武精神的关键在培养“心力”、“胆力”、“体力”。同时，重视体育、禁止早婚以强身健体，通过铸造“兵魂”以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最后，他提出了以“轻生重死”为核心的生死观，并将其作为尚武对个人的道德要求。
　　梁启超作为近代“舆论界的骄子”，他的思想对当时的青年学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在他的尚武思想的影响下，当时的留日学生界掀起了一股军国民思潮。这股军国民思潮很快由日本传回国内，由知识界扩大到全社会，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在学校普及军国民教育。工商界在军国民思潮的影响下，成立了商团这一新型商人组织。当然，也必须看到，梁启超尚武思想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梁启超的尚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日本武士道、西方军国主义的模仿，因此，他的尚武思想不可避免的掺杂了崇尚强权、武力、战争的特征，弱化了近代国人对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认识，并容易被军阀利用，作为粉饰他们实行军事独裁、发动内战的理论工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告终，以及一战期间日本侵华野心的充分暴露，梁启超也对军国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揭露。梁启超的尚武思想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他注重利用历史资源来宣传尚武精神，其次，他的尚武精神最终是为了服务于自己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既与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尚武不同，也与革命派的尚武不同，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