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中提出5点主张,特别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战略思想,不仅是指导体育实践的重要思想,也是我国体育学术研究的时代重任。在我国外交史上,体育外交一直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冲锋陷阵”,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先行官”。作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的重要成果——“奥运模式”,不仅妥善解决了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身份,而且在外交修辞上凸显了“一个中国”国家主权利益的“隐喻”特征。“奥运模式”作为体育外交史上的成功范例,值得深入研究,汲取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下我国的体育实践和外交发展提供历史智慧。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对“奥运模式”政策的历史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逻辑解析,从中得出历史经验,提炼当代价值。第一章节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浅析;第二章节,论文主要分析了“奥运模式”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从中国奥运代表权问题的触发机制和中国奥运代表权问题的阶段性解决策略两方面着手;第三章节则对“奥运模式”政策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全景式的宏观概述,研究认为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性特征;第四章节则从微观上借助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学等理论和观点深入分析和解读各种因素在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国家利益是“奥运模式”形成的底线,决策者的战略认知转换是“奥运模式”形成的可能,利益攸关者的协商共识是“奥运模式”形成的关键;第五章,分析“奥运模式”政策存在的局限性,回顾了“奥运模式”实施过程中的“台湾问题”;第六章节,总结历史深意,汲取历史经验,以期为我国新时代下的体育实践和外交发展提供当代启示;第七章节,论文的结论和展望。本文结论:一、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台湾问题”5点主张指导下,积极谋划“奥运模式”中“两制”台湾方案。对“奥运模式”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我们除了要挖掘其历史价值外,更重要的是汲取其历史教训,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效果。尤其是近几年台湾体育方面隐现的一些所谓“矮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汲取历史的有益经验,妥善处理两岸体育交往中的消极因素,捍卫“一个中国”根本立场。二、“奥运模式”政策的形成是受历史发展趋势影响而作出的战略性选择,突出强调了体育外交在国家核心利益和外交命运发展中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谋划。当今中国再一次面临极为关键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必须进一步发挥体育外交的作用,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积蓄外交资源。三、高度重视体育外交与国家外交政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充分发挥外交政策对体育外交的正向引领功能,另一方面,以体育外交实践来活化国家外交政策内涵和战略意图。“奥运模式”突破了“零和游戏”的怪圈,延伸了一种共同体意识,以体育外交搭建了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新时代下,要充分发挥体育外交与国家外交政策的联动,借助体育外交为国家外交发展战略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