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作为一种常见的金融工具,相较于股票而言往往意味着低风险低收益,在国内市场上甚至存在刚性兑付债券。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经济结构模式的调整,国内企业也面临着投资机会的缺乏和经营风险的增加。自2014年3月27日上海超日因资金紧张无力偿还8980万元利息而成为国内债市违约第一案之后,债市违约事件逐渐增多,主角也逐渐从最初的民营企业向城投公司等拥有国资背景的企业蔓延。而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共发生42起实质性债务违约事件,总金额达1600亿元。除去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外,公司缺乏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主要受到经营情况和投资回报的影响。在拥有完美资本市场和没有代理成本的理想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有效率地投资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而在现实环境中,由于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往往会使得企业无法达到理论上的最优投资效率,即产生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其中过度投资通常是债务违约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通常认为,债权人因为其拥有比股东优先的清偿权从而对企业管理层产生外部监督的效用。通过债务需要定期支付足额的本息来减少管理层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以此来遏制过度投资的发生。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债权人和股东利益存在差异,即两者之间的代理问题的存在,会造成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更看重该项目对股权价值的影响,甚至于牺牲债权价值,从而促进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引入了债务异质性这个概念,用以区分不同性质的债务对企业造成的差异化影响。区别于以往大多数文献中采用的单一会计科目的分类标准,本文采用覆盖面更广的分类方式将企业的负债分为金融与经营负债两大类,来探究不同性质的负债对企业产生的差异化影响。通常来说,国资背景和上市企业意味着较强的偿债能力保证。因此,本文通过选取了近期债务违约事件较为频发的煤炭能源行业的上市国企冀中能源为例,探究在拥有“双保险”的企业中,债务异质性对于企业的治理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通过Richardson模型衡量其投资效率,并将企业的债务按来源分为经营性负债和金融性负债,而后又将后者划分为短期和长期金融性负债,通过绘图看不同性质的债务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是否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首先对企业投资效率、债务异质性两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在结合了代理理论、债务的相机治理效应、和控制论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研究问题。随后引入2020年冀中能源为了偿债紧急融资30亿元的债务困境事件,在运用模型衡量出其近10年的投资效率之后,通过分别绘制金融性负债占总负责的比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长期负债比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来验证前述假设得出结论。即以冀中能源为例,经营性负债更能体现债务对企业过度投资的约束作用,而当金融性负债比例走高时企业也往往拥有更高程度的过度投资现象。而金融性负债中,短期负债的债务治理作用较长期负债而言更明显。本文希望可以为识别风险敞口较高行业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提供一个参考,即可以对企业债务的期限和来源结构加以关注,为债权人的风险管理提供帮助。在债务危机逐渐频发的背景下,上市国企也难以独善其身。外部债权人和监管机构在对上市国企进行评估时可以将其债务异质程度纳入考量范围,并在指标发生较大波动时积极寻找更多信息来降低可能的债务违约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