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儒、佛、道思想的互动是一重大文化现象。魏晋时期,三教初次发生交涉,并在相互碰撞、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彼此借鉴、吸收、融会对方理论之优势,由此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学术灿烂时期,并奠定了此后在中国哲学史上各自的文化特性与历史定位,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以道家玄远之学为主旨、以佛教离世脱俗为精神追求的思想格局。清人皮锡瑞曾对经学的发展历史作了划分,并将魏晋时期称为“经学中衰时代”,认为“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①魏初经学确实陷入困境,发展动力日益不足。在经学衰落的同时,道家思想复兴。魏晋时期,《老子》、《庄子》成为名士们致力最多的经典,道家思想的发展也达到了自先秦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时期。特别是道教借助于道家思想的发展劲头,有了初步系统的理论建构,具备了独立发展的能力,反过来也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广泛传播。魏初,学者们试图援引处于发展旺盛时期的道家思想作为儒学的补充。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掀开了儒道融合的序幕,给承续汉代而来的僵死腐化的经学带来了生机。汉代经学逐渐向义理经学方向发展,其思想日益玄学化。作为儒道合流的产物,玄学是浸漫于魏晋思想界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玄学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儒学与道学的关系问题,从而消除汉代烦琐经解带来的弊端。但是融道入儒、儒道互动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思潮的玄学化,由之引发的消极、颓废情绪充斥整个魏晋时期。于是,以儒道融合为主旨的玄学最终解体,初步兴盛的佛教般若学成为解救儒道融合之困境的新思想资源。佛教自汉代传入后于魏晋时期,尤其是西晋末至东晋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思想发生诸种冲突与融合。在魏晋各种思潮特别是儒道思想影响下,“格义”佛学逐渐淡出,“六家七宗”登上魏晋思潮的舞台,中国传统文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多元文化交流互通的局面。特别是东晋时代随着中观三论学与涅槃学的传入,并与我国传统思想结合,佛教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在我国思想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佛教借助道家思想以获取广泛的理解与传播,借助儒家思想以获取统治阶层及广大民众的接受,这种以道立身、以儒立世的做法,事实上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经过魏晋时期与儒道的初次互动,佛教思想初步融入了中国文化圈,并对此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儒道二家尽管最初也曾拒绝、排斥、反对佛教,然而最终却以极大的包容性接受并引入佛学思想以发展自身。魏晋思潮终于以玄学的衰落、儒佛道思想的初步融合为结果,完成了它在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使命。任何不同学说之间的交流互动,势必会对双方思想带来一定影响。儒道思想的互动,使儒家学者能够更加深入的思考儒学本体论问题、以新的目光看待圣人境界的深层含义,亦使道家道教学者更多反思学说立足之所在；佛学进入中国并于魏晋时期得以广泛传播,对中国以儒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同时佛教般若学深受儒道思想影响,诸如佛学之“空”观念的变化、佛学对世俗文化及世俗礼仪的认可与吸纳等,这都促使它们对自身理论系统进行反思。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探讨儒、佛、道三教思想的互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内核、精神的关键所在。截取魏晋时期三教关系进行研究,更能深入探究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初次碰撞时,儒、佛、道是如何确立各自地位、如何安顿各自不同的思想体系与精神诉求的。特别是儒道思想在遭遇佛教时的悸动与反思、佛教对儒道思想的容纳及吸收限度与范围,更是研究儒佛道思想互动问题的关键所在。《辨宗论》日：“敢以折中自许,窃谓新论为然。”①三教互动并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有选择的各取所需。了解和把握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潮,单纯依靠对某一思想的个别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沿着历史的轨迹,重回那段纷纭复杂的儒佛道思想交融互动思潮之中,去探究那个时代之所以如此的内在原因。只有再现魏晋时期各种学术交流互动的历史画卷,才能真正把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