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经验与表达:中国新诗话语研究》一文的导论，主要探讨中国新诗话语的“内在逻辑”，即新诗话语得以生成和延续的历史机制与线索。它致力于回答:在汉语出现历史性变迁(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情形下，处于二十世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诗歌，其写作方式和本文形态发生了哪些根本性改变？本文围绕“话语”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将对新诗话语的考察引向关于“经验与表达”之张力的分析，即: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给定的语言材料(现代汉语)和言说空间，将自身的经验付诸表达？或者说，现代汉语如何被中国诗人用来将自己的经验转化为诗，语言和经验如何经过诗人的倾力熔铸而获具现代的诗形？本文分三个步骤进行解答。　　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从反思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提出了“话语分析”的必要性和理论有效性。这部分的重点是处理中国新诗话语的两个基本要素——语言和语境的相关分析，主要就如下两方面进行讨论:一方面，现代汉语究竟为新诗提供了怎样的诗性质地和空间;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现代性”境遇又为新诗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样的诗学土壤和环境？本文认为，现代汉语作为崭新的语言形态，既为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又以其“先天”缺憾(如“散文性”)设置了种种障碍，这种语言的局限性最终通过语境的限定得以完全体现;新诗话语的构建和流变，正是在语言和语境的双重制约中艰难地进行，每当诗人们觉察到语言和语境的困惑并努力克服时，便有可能出现一个诗的高峰或收获期，反之当诗人们无视甚至有意回避这些困境时，新诗则走向低谷或衰退。　　第二部分“中国新诗话语整体观照”，在对新诗话语的整体观照中，详细剖析了新诗话语各个历史时期，闪现出的有代表性的诗学现象和问题。本文将二十世纪中国新诗话语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萌生期(至20年代初)、形成(成熟)期(20年代至40年代末)、分化(中断)期(50至70年代)和回复(扩展)期(70年代末至90年代)。这些阶段的承传指示了新诗话语的嬗递过程:新诗在一开始就遭遇表达与自由之间的矛盾，留下的语言和形式“陷阱”一直未能得到解决;随后，诗人们针对初期新诗的泛滥无形进行了反拨——“象征”派诗人就新诗语言的含蓄、格调的朦胧等方面，表述了对于新诗的更高要求，《新月》诗人则从另一个侧面即新诗的形式出发，提出了严整的格律化原则，直至40年代在“戏剧化”等现代诗学观念的推动下，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新诗本文型态;但这一格局很快被迫中断，新诗被挤入一条越来越偏狭的道路，在总体上呈现出凋敝的景象(虽然涌动着一股“地下诗歌”潮流);新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渐渐回复，接续了新诗前30年的某些优秀传统，这期间出现的一些论争预示了一种新的开始和新的可能性。此部分通过历时性地梳理新诗话语的发展脉络，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由于语言和语境的双重制约，优秀的现代中国诗人总是倾向于一种“内敛”型写作，相应地新诗本文呈现为外松内紧的形态。　　第三部分“中国新诗话语的对应性特征与诗学难题”，总结性地论述新诗话语的对应性特征，指出:新诗话语因受两股相互抵牾的力量的牵扯，而沿着一条“之”形轨迹行进。这两股力量，一股着眼于新诗话语的本体建构，试图把新诗话语由外倾、虚浮、单一导向内敛、潜深、繁复;另一股则看重新诗话语的工具化，把新诗话语的功能确定为宣传和普及，使新诗走着一条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　　作为一篇先导性文字，本文只是概括性地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和范式，以及一个基本的历史轮廓和线索，因此尽管本文就结构和论题来说是自成一体的，但它仍然显示了一种开放性，它通向更深更广的关于新诗未来发展的诗学难题的探讨。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一，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语言的角度，全面审视了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同现代汉语的关系，考察了语言的演变给诗歌写作带来的影响(在语汇、句式、结构、音调、形态等各个层面);其二，引入关于新诗研究的话语范式，它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对新诗本文—诗人—世界—读者以及本文内容—形式的界分，在综合了主题学、诗人论和审美研究等单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使新诗研究更接近新诗“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