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外交经历了一段极其特殊的时期。在激烈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冷战阵营中，战后以来就被美国占领的日本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加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然而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吉田茂首相的“对美一边倒”路线和鸠山一郎、石桥湛三的开创“自主外交”新局面的摸索，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然而如果站在当时国际大环境以及战后日本“从属美国”的主流外交方向这两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并不是最恰当的外交模式。岸信介于1957年就任首相，此时美国方面对于日本中立化的担忧，动荡的日中关系以及一直以来未能彻底解决的东南亚问题，都是岸信介需要面对的外交课题。对此，岸信介选择了更加合理的外交路线。修改安保条约的成功一方面平复了当时日本国民的反美情绪，同时也更加巩固了日美同盟的基础。选择“反共亲台”的立场以及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既符合美国方面的期待，也在紧张的冷战局势中为日本构筑了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然而如果放在中国的立场之中，“反共亲台”正是破坏中国和平统一，并增加了远东地区不稳定性的首要因素。通过考察上述政策的形成原因，可以发现岸信介的理念和努力只是很小的因素，真正给政策的形成以重大影响的是日美、日中关系。在修改安保条约的过程中，岸信介的个人意愿固然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美苏冷战形势以及美国方面对日本判断的变化才真正决定了修改安保条约成功是必然的。同样，岸信介内阁的中国，东南亚政策选择产生于复杂的中日关系，同时也是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