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就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进程来看，还是就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诸范畴体系来说，人类中心主义范畴都具有毋容质疑的重要性。因此，要为合理形态的生态伦理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彻底弄清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读，不可简单、泛化地诉诸“人类”，而应紧密结合二元论思维来把握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定内涵，并立足于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文化的固有局限，立足于透视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的深层逻辑。人类中心主义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是解读的关键所在，紧紧抓住这个关键点，有助于准确把握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的根源和实质。 学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主要有三种：非人类中心论语境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立场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论语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失误主要体现在：非人类中心论的哲学基础是情感主义，其理论有浓重的文学色彩或宗教色彩；非人类中心论不是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理解人，而是局限在生态学、生物学的意义上理解人；不是具体地在社会制度文化中来认识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将其归因于抽象的人性，将人类中心主义误读为“物种利己主义”；将生态学与伦理学相混淆，非人类中心论环境伦理几乎是将生态学理论移植到伦理学领域的产物。人类中心论立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局限主要体现在：人类中心论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片面地张扬理性、主体性，沿袭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与非人类中心论者的“自然人”预设不同，人类中心论者认识到了人的社会性，但却将人的社会性简单归结为抽象的理性，他们所理解的人是“理性人”；人类中心论者宣扬抽象的“人类整体主义”，从国际环境正义的角度说，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极其不利。 工业社会的文明困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以自然的破坏为代价；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方面，表现为少数人、少数国家经济的发达是以多数人、多数国家的贫穷为代价。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思考，有助于准确把握人类中心主义与其背景文化的深层一致性。否则，孤立地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往往会得出片面的理论结论。探究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和实质，必须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资本化制度及其文化精神。资本化制度是一个二元框架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充分展示了资本统治世界的文化图景。而只有将人与自然的对立纳入到资本化制度的矛盾体系中来思考，才能真正把握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从资本化制度的一体化逻辑来看，人与自然的矛盾不过就是资本化制度二元逻辑体系的一个侧面，是资本化制度的固有矛盾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体现。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中心主义，是资本对自然的支配，是自然被资本化。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由片面地追逐资本增殖的生产方式所造成，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