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用“多元整合”作为方法论,跨学科地研究文学与心理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的深层关系,创造性地运用“多元整合的思维模式”不断地进行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与调整,在这种“多元整合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开创了中国抗战时期为谋求“中西合璧”后中国文学自由发展的实践途径。“整合”是朱光潜理论建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个主要手段,“多元”则是这种“整合”的范围,它是在学科“边缘化”后或者是对于某一问题该门学科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或至少是不矛盾的解说的前提下提出的。朱光潜“多元”和“整合”的结合过程即是由“多元共生”到“多元合一”的变革过程。针对中西文化存在的根本差异,朱光潜运用创造性的误读来作为“多元整合”的前提条件。误读是有意的,创造的则是二者的“公因式”。朱光潜是“京派”的主要人物,他的“多元整合”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服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要求,这也是抗战前后,特别是3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总趋势。 本文将朱光潜有关文学、心理学、哲学、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多元整合的方法论”,认为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了“多元整合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的形成背景和过程相当复杂,既有中国新旧文学的影响,又有西方文学、心理学、哲学、美学的渗透,而美学始终是他所喜好的各门学科的联络线索和中介。正是有了美学的帮助,朱光潜便结合中西关于美感经验的研究,形成一种在“多元整合思维模式”下产生的思维意识——不即不离。有了这种思维意识,朱光潜在一种长期的理论探索中形成了“批判的综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可称作由“矛盾”到“融合”的思维过程。同时,在“多元整合思维模式”下还形成了朱光潜自己特有的“多元整合审美原则”——“理性节制”+“和谐静穆”。他选择了《文学杂志》作为后期“京派”文艺阵地的实践途径,同时又以《诗论》作为“中西合璧”的实践途径。在抗战中他参加“文协”的工作,对他自己的理论进行着检验,但最后又不得不倡导“脱俗”,以致被人指摘为“第三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