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与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美学问题进行了三次著名论争,阿本之争不能化约为自律/他律或高雅/大众的二元对立命题,需要通过语境化、文化政治的视角,将双方艺术立场的分歧置于各自思想谱系之中进行考察。从早期思想的源头看,本雅明建立了以救赎受难记忆为首要诉求的自然历史观念,而阿多诺则挪用自然历史观念用于意识形态批判,祛除了自然历史观念在救赎维度上蕴含的受难记忆,两人的分歧体现了受难记忆/元记忆两种不同的理论基础。关于艺术问题的论争在早年思想分歧的基础之上展开,本雅明之所以从正面看待大众艺术的发展,是因为他认为大众在观看电影的震惊瞬间,个体的本真经验与非意愿记忆得以恢复,蕴含着艺术介入政治的巨大潜能；阿多诺则坚持艺术自律的立场,因为大众艺术只是文化工业的产品,统治阶级通过操控大众文化实现了对个体的全面管制。两人的上述分歧,需要在更广泛的政治与神学的视野中进一步阐释。双方的第一次论争体现了两种建构乌托邦的批判逻辑,本雅明构建的乌托邦是无阶级社会,建基于对先辈受难历史的悲悼,通过中断历史时间的线性延续而得以实现,因此观众在观看大众艺术过程中的震惊时刻,将对记忆进行重新组织,意在发掘被遮蔽的历代受难记忆；阿多诺则以绝对否定的姿态,将微弱乌托邦的冲动仅仅保留在建构于自律艺术基础之上的审美乌托邦,其理论基础是元记忆,真正的艺术需要与当下现实保持永恒的张力。双方的第三次论争体现了方法论的差别,本雅明从神学语言观念出发,在文学意象与社会形态之间建立直接关联,发掘在意象中被传统中介思维方式所遮蔽的受难记忆,以此可以推论,新兴艺术对大众的震撼,是在无中介的直接状态中发生,转化为神学革命的政治力量；阿多诺则坚持在主客体之间建立中介,意在通过对文学意象的社会学阐释,揭露社会场中的不同话语力量如何渗透至文化领域,这是在元记忆的理论逻辑所预设的永恒批判立场。最后结论部分指出,记忆视域下的阿本之争主要体现为元记忆与受难记忆的分歧,两种记忆理论将以相反相成的方式,在重建当代德国批判理论的历史维度方面发挥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