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公职人员的政务处分,2020年颁布的《政务处分法》仅规定了复审复核途径。这一承袭原行政处分内部救济路径的制度安排,虽能有效强化监察委员会的权威,提高行政效率,但无法充分保障公职人员的基本权利,更是导致监察委员会在政务处分领域缺少必要的外在制衡。政务处分之所以限于内部救济路径,不仅是受到行政处分的制度惯性影响,更多的是因为内部救济路径符合处分机关对于自身权威和行政效率的追求。政务处分内部救济路径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也不能忽视其高效便捷的优势。可通过借鉴域外的程序设计,对现行内部救济路径进行完善,降低自我审判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域外的内部救济模式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空间有限,仍然无法充分保障公职人员的权利,也不能有效制约监委本身,故需要增加外部救济路径。以行政诉讼为依托的司法救济路径可作为备选方案,一是公务员诉权受限的理论依据已被扬弃,二是政务处分逻辑与行政行为逻辑相似,纳入行政诉讼救济的制度障碍较少。三是涉及撤职、开除等严重处分的数量较少,在现有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上,适当改造,如专设监察审判庭等,即可有效应对政务处分救济。在司法救济路径之外,人大主导下的监察仲裁路径也有其独特价值。其既具备类似司法的中立性,又有一定的宪制理论基础,且比司法救济更能应对具有较强政治、道德色彩的政务处分纠纷。但监察仲裁路径本身缺乏直接的宪法依据,系完全的制度创新,现实可行性较弱。相比之下,司法救济路径更为可行。故应当以司法救济路径作为内部救济路径之补充,构建内部救济与司法救济复合的救济路径,实现高效监察监督、公职人员权利保障与制约监察委员会三者之间的恰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