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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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梅曾亮的个案研究,并把他放置于桐城派中进行观照,可以使我们对梅曾亮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以及桐城派的发展情况有一番深入的了解。梅曾亮是桐城派传衍中期的代表人物,也是推动清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其诗文俱佳,文学理论也有独到精当之处,他对桐城派的传播壮大及清代文学的前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学者对他的关注较高,成果较多,但仍存有不少未开垦领域尚待发掘。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有所突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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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梅曾亮的个案研究,并把他放置于桐城派中进行观照,可以使我们对梅曾亮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以及桐城派的发展情况有一番深入的了解。梅曾亮是桐城派传衍中期的代表人物,也是推动清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其诗文俱佳,文学理论也有独到精当之处,他对桐城派的传播壮大及清代文学的前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学者对他的关注较高,成果较多,但仍存有不少未开垦领域尚待发掘。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有所突破创新,期冀全面系统地探究梅曾亮其人、其作、其论,以补学界未及之处。本文拟分六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绪论部分将阐述本文写作的动机与期望达到的目标,并梳理、评述目前学界研究梅曾亮的基本概况。最后阐明本文的研究构想与内容。第二部分将主要论析梅曾亮的家族、家学、家教及早期精神世界。具体结合梅曾亮的诗文作品及其它文献探究梅氏家族传衍特征、梅侯两家家教对少年梅曾亮的影响。金陵梅氏渴望回归先祖荣光的韧劲和优良的家学氛围强有力地督催家族成员的向上奋进,而少小颇有文性的梅曾亮便在金陵梅氏这种渴求重振门庭的期待视野中逐渐成长。梅氏、侯氏给予梅曾亮的培养表现不同,前者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引导,后者则体现的是实践层面上的教育。在梅、侯两家的殷切教导下,少时梅曾亮做到了博览群书,然而却也留有未能“熟其神情词气”的缺憾。此一部分最后还探析了梅曾亮早期压抑的精神世界,并分析了其背后的产生缘由。第三部分论述梅曾亮的淑世观念、人生定位及晚年遭遇。梅曾亮夙有经世之志,在面临社会变局下世风浇薄、吏治堕坏、民生艰困等问题时,积极抒发己见,阐发自己分忧忆古的淑世观念。其后知县广西的派遣对梅曾亮的用世之心打击不小,梅曾亮再次审视自我,找寻人生出路。最终以“文人”自许,淹留京师以待有用于世。梅曾亮晚年离京归乡,遭逢太平天国战乱,于颠沛流离期间写下不少意境深远的诗篇,颇有“诗史”之味。第四部分为梅曾亮诗歌研究。该部分首先在基于桐城诗派的层面上考察梅曾亮的诗学思想构筑,“桐城亦有诗派”,桐城诗派也存在一以贯之的诗歌理念。梅曾亮在继承桐城前贤诗论的基础上,旁参众家、扬利弃弊后形成了以“真”为核心的诗学体系。梅曾亮存诗近七百首,诗歌取材宽广,深切反映了时代精神面貌,而又颇得诗教敦厚之旨。其诗歌风格多样,除晚年作品彰显“沉郁顿挫”诗风外,又具“坚致古劲”与“清妙自然”之不同面目,这是他熔铸百家而能自成一家的结果。清代诗歌迨至道咸而诗风一变,宗宋盛行。桐城派对宗宋诗风的风靡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桐城派中尤以居首善之地而影响京师文坛十余载的梅曾亮贡献巨大。他通过矫正袁枚性灵说之弊、高擎学问与性情并举旗帜、点拨门人附丽者的学诗取向及组织或参与雅集活动等手段大力推行学宋旨趣,成功促进了桐城诗学以及道咸诗坛宗宋风尚的勃兴。第五部分结合具体作品以分析梅曾亮古文创作及文章评点。梅曾亮的墓志书写分外追求史传精神,向墓志注入史学意识,运用多种描写手段突出墓主个性,并以“实录”笔调消弭谀墓风险,最终使墓志创作达到“文史弥合”的状态。梅曾亮在赠序文的书写上也用力深厚,颇具典范价值。其成功之处在于吸取了韩愈赠序文的精华,具体表现在兼取偶俪,讲求气势;偏重议论,不废叙述;善用伏笔,烘托人物以及贯注匡时救世的正气。“以小说为古文辞”非清代文学之罕觏现象,即使是倡导维护古文纯净性的桐城派人亦未跳脱出来,其中梅曾亮攫取小说为文之精粹,于古文中施以“小说笔法”,在虚构、铺饰、细节刻画处用力很多,以学力融小说之“俗”而入古文之“雅”,在自然转换中实现了雅俗文学的交融共赏。这一部分还发覆了梅曾亮评点《古文辞类纂》的内容及艺术特色,并分析其批点的可议之处。第六部分主要是将梅曾亮置于桐城派体系中进行观照考察。首先分析梅曾亮京师古文传播的困境以及他突破的举措,包括积极融入其他文人群体,构建自己的交际圈;组织雅集活动;勤修内功,一心为文,凭借文学修养和个人节操诲诱后学。由此,梅曾亮构建了自己的古文势力圈子,并最终促使桐城派传播全国。梅曾亮淹留京师,在理论、实践层面上“造士”以匡时,其背后的驱动之力是他个人抱负的施展和桐城派传人的身份责任。他以文人身份经世,“造士心未冷”,既保留了文人、文章的特性,也起到了救时扶偏的作用,可谓是“经世”与“文章”的良好兼容,也为后来桐城派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外,梅曾亮在承袭桐城文论堂庑的前提下,对桐城文论作了一番扬弃、创新,包括摒弃学术门户观念,不涉汉宋学争端;顺应汉宋调和趋势,兼采骈散;提出“因时”之论,为桐城文论注入史学精神。梅曾亮对桐城文论的改造无疑促进了桐城派的发展,其举措亦具有鲜明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意义。此一部分还论析了梅曾亮的文学史地位,认为梅氏当为桐城文学之津梁,并兼论其出仕太平天国事,论证梅氏未曾出仕洪秀全,但却受到了谣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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