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现象一直以来是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但总体而言，这类研究关注的对象基本上是成年已婚男性或未婚青年，较少直接关注已婚女性。少量研究对已婚女性给予了关注，但倾向于认为，已婚女性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外出就业作为一种行动选择或者说优势资源，总是优先被赋予男性，已婚女性则留守家中，照料家务和农活。从家庭的角度看，将导致“男工女耕”的分工格局，从社会的角度看，则导致“农业女性化”的趋势。这样一种观点可以说是当今农村已婚女性研究的主流。 笔者通过对皖西南P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在该村体现出一些有意思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家庭已婚女性选择外出就业，而已婚男性则留守家中。本文就此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外出就业作为一种行动选择权，并非专属于家庭中的已婚男性，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已婚女性相对男性在外出就业上可能更具优势。 本文尝试引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分析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就业的实践，试图揭示已婚女性在外出就业这一实践中遵循了何种规则、运用了何种资源、又如何再生产出新的规则和资源以及在新的规则和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中已婚女性的性别角色如何得以建构。 分析认为，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就业既有制度背景，又有个体因素，前者体现为结构化理论中的解释性规则，后者则体现为配置性资源。规则和资源作为中介和条件，共同促成了已婚女性外出就业实践的实现。而外出就业实践的完成，则对所在家庭和女性自身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新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初步建立，二是已婚女性的家庭决策权显著增长，前者体现为规范性规则，后者则体现为权威性资源。新的规则和资源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已婚女性在外出就业这一实践中的性别角色的建构过程。新的规则和资源结合原有的规则和资源又成为下一步行动的中介和条件，从而体现出规则和资源的某种动力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