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决定我国历史命运的伟大实践,也是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制度变革。作为当代中国制度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自1978年后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取得了不少进展和成效。但作为一个系统性过程,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至今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着诸多的障碍,如何在克服障碍的同时加强制度创新,成为新形势下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我国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除绪论外,本文主体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即制度变迁理论,为透视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第二部分探讨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演变过程,以及这一传统体制的功能特征。第三部分分析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弊端及其改革兴起的条件与表现,包括改革的动力来源、约束条件与路径依赖。第四部分分析正式组织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引出驱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主体问题。第五部分提出以“上下联动”来推动我国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的核心主题,探讨了上下联动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并以之观照文化管理体制创新所存在的障碍。第六部分为本文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部分,提出进一步完善“上下联动”文化管理体制创新模式的若干维度。作者认为,制度变迁理论不仅适用于对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而且对于改革的历史和现实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本文中,制度变迁被理解为通过改变旧制度体系的规则与程序,以新的结构关系和激励方式形成新的制度行为规程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解,作者指出1949年前后建立的传统文化管理体制,既是新中国“国家制度重建”的一个历史缩影,也对社会新秩序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基于这一体制本身具有的制度弊端,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然而,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制度创新,均需要一定的主体来驱动,在我国,推动制度变迁的核心主体无疑是党和政府。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化”不仅分际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传统关系,也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那么,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各自的地位、作用是什么?两者的“上下联动”对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什么实质性影响?这一制度创新模式及其机制在当前又存在什么样的障碍?本文最后认为,调整文化管理主体横向关系,重组文化管理职能与组织构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协调,优化央地政府权责配置；实现改革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完善政策制订和运行机制；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鼓励地方政府间适度竞争；完善相关激励与评估机制,增强官员制度创新动力；松绑意识形态紧箍咒,创新意识形态管理方式；借助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推进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等,是完善“上下联动”文化管理体制创新模式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从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来分析文化管理体制创新是一个新的理论尝试。虽然制度变迁的方向和面貌受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多重影响,但组织因素却是最根本的。作为一种新的分析途径,从“上下联动”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创新,有助于人们重视组织因素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将关注点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中来,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制约我国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的障碍及其成因,从而有助于我们探索出一条完善这一体制创新模式的可行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