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物罪虽以独立罪名正式入刑,但其本身仍有迷雾亟待廓清。司法实践中对高空抛物的实行行为进行认定时仍然存在着相似行为不同判、实行行为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到刑法理论层面则体现为高空抛物罪实行行为定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行为犯说”、“具体危险犯说”与“抽象危险犯说”的博弈。明确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确定本罪实行行为的必要前提。个人法益保护说倾向于解释高空抛物罪规制之外的高空抛物行为,社会法益保护说内部又存在公共安全法益保护说与社会管理秩序保护说之争。但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二者的关系并非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双层次法益结构。就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而言,社会管理秩序法益属于形式法益,公共安全法益属于实质法益。公共安全法益对于明确本罪实行行为的性质又有重要作用。就高空抛物罪实行行为的性质而言,存在“行为犯说”、“具体危险犯说”、“抽象危险犯说”等不同观点。行为犯说认识到了实行行为本身的法益侵害性,但会拓宽刑法规制的范围,有悖于刑法谦抑性。具体危险犯说与之相反,提高了刑法惩治的门槛,使本罪难以实现立法目的。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对高空抛物罪罪状的描述,可以推定本罪的行为性质为抽象危险犯;之于刑罚,高空抛物罪设定了较低的刑罚,类比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也更适合被看作抽象危险犯。因此,高空抛物罪的行为性质是抽象危险犯。明晰高空抛物罪客观要件上保护法益以及实行行为认定标准的最终目的,在于进一步解释本罪的实行行为。“形式说”、“实质说”各有优劣,两相博弈之下,“综合判断说”更有利于司法实践操作。具体而言,需要对“抛掷”、“高空”、“物品”、“情节严重”等限制实行行为的若干词汇进行释义。其中,“情节严重”在实行行为上体现为行为情节严重,例如行为次数、行为与危险结果的紧密程度、行为产生危险结果的概率标准。“抛掷”、“高空”、“物品”则需要在综合判断说的视野下相结合后制定判断标准。根据抛掷高度、物品质量,实践中的高空抛物行为的危险程度可以基本上划分为三种不同程度的行为,其中危险程度过于低的高空抛物行为不属于本罪应该予以规制的不法行为。本文期望通过确定刑罚打击的高空抛物行为范围,明确高空抛物罪实行行为的判断标准,助力于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