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社区治理发生了根本性目标转变。农村社区自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体性力量,在当代地方治理实践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作用。目前学术界关于社区自组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主要聚焦于具体层面的自组织类型、能力、机制以及发展路径研究,针对治理实践过程中组织运作机理的分析还相对欠缺。在这基础之上,有必要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以个案剖析的形式,对新时代治理环境中农村社区自组织的实践和运作逻辑加以探讨和归结。结合秭归村落理事会的治理实践,研究通过对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变革的历程追溯,认为现阶段促使农村社区自组织积极参与治理的客观背景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由于群众利益的分化导致的个体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二是“合村并组”规模化治理下的区域矛盾频发;三是村委会行政化趋势下的村治主体缺位所造就的诸多问题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不断地激化和蔓延。而秭归从“社区自治”到“村落自治”的治理思路转变实质上也是为了迎合新形势下村治主体再造的现实需要,对于弥补村庄治理真空,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秭归当前的治理网络中,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村落成员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造就了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而单个治理主体在这个结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身份地位决定了其应当具备的功能作用,这些功能最终通过采取相应的行为策略得以实现。故本文主要沿着“角色-功能-行为”的框架建构思路,对村落理事会在农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运作逻辑进行分析。作为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组织载体,村落理事会的运作和发展实际离不开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建构。基于自治强化的总体角色认知,基层党组织的渗透性引领、基层政府的外部性赋权、村民委员会的统筹性指导规划以及村落成员的内生性权威认同,合力塑造了村落理事会作为村落自治引领者、实践主导者、村治践行者以及民意承载者的多重主体角色地位,促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并发挥柔化行政权力、增强社会内聚以及凝结和表达群众根本利益的组织功效。从已有的实践操作来看,为了充分展现其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功能作用,村落理事会主要通过特定治理环境下的规则认同、理念重塑、资源整合以及行动激励等行为策略来达到良性运作的效果。就目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而言,村落自治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过程治理样态,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其也将面临组织内部结构、外部资源、组织附行政化风险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在后续发展中主要可以从组织内部结构优化、组织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以及组织间关系营造等方面对其予以关注和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