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态势的变化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当前,中国的死亡率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生育水平的高低对中国未来人口结构和发展趋势至关重要。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快速实现了人口转变,生育模式迅速转型。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缓解了人口总量增长带来的压力,提升了人口素质,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但在出生水平快速下降的累积作用下,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低生育水平长期持续等结构性问题也开始浮现。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中国开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全面放开“三孩”。中国调整生育政策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政策放宽的前提下,家庭生育决策就成为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在经典生育理论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低生育水平背景下的现实情境,构建分析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理论框架。基于已有的人口转变理论、生育的经济学理论、生育的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生育政策的实施与调整、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差序格局的影响,本文从家庭、社会和宏观三个层面出发,构建了中国低生育水平背景下家庭生育决策的分析框架。本文研究框架的核心在于考虑到人们行为的社会嵌入性,认为行为决策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这些环境因素不仅直接影响生育主体的生育决策,也会通过塑造生育观念的途径间接影响生育决策。另一方面,这些环境因素正是生育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可以通过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来提高生育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中国家庭生育的影响因素,以完善生育理论框架,为后续政策提供参考。微观环境因素方面,主要考虑原生家庭生育模式对生育的影响。原生家庭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父代对子代的信念、偏好和价值观有重要影响。本文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维度实证考察原生家庭生育模式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也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检验表明,生育代际传递效应主要通过社会化过程、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发挥作用。中观环境因素方面,主要考虑同伴群体社会互动对生育的影响。生育决策作为一种社会决策,不仅受到个人偏好或意愿的影响,也会受到周围同伴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本文从空间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两个角度构建了邻里同伴和职业同伴,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邻里同伴效应和职业同伴效应的正向影响,同一社区和同一职业群体内其他主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对行为主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不同特征群体受到同伴效应的影响程度不同,具体表现为,农村居民受到同伴效应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男性受到同伴效应的影响大于女性,同伴效应的大小因生命历程的不同存在差异。宏观经济因素方面,经济发展对生育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基于分层模型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维度分析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个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都比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会直接影响生育决策,而且会通过强化个人禀赋对生育决策的作用间接影响生育决策。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户籍、女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影响较大,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逐渐减小。宏观政策因素方面,生育政策对中国家庭生育具有指导性意义。中央政府根据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不断对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和优化。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两次政策调整都对中国生育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的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对家庭生育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目标家庭在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二孩的概率增加,但这种政策效应大多表现在时间效应上。“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二孩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目标家庭在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二孩的概率增加,生育意愿也有所提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对农村家庭、体制内家庭、1980年—1990年出生的群体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完善了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原生家庭、同伴群体、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给出了中国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的理论解释。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提出以“完善生育配套政策→构建新型生育文化→降低养育负担缓解生育焦虑”为路径的政策建议,为实现中国人口均衡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