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2014年间，中国10-19岁群体中男女性别比例由基本平衡1.049，然后一路上升，现已超过1.141，与此同时，中国的储蓄率从34.827上升至48.567，一共增加了13.740。Wei Shang Jin, and X. Zhang（2011）研究证明，中国性别比例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剌激了人们的储蓄动机，提高了中国的储蓄率。Qing-yuan Du, Shang-Jin Wei（2013）提出了男女比例失调导致婚姻市场竞争加剧，男性为提高竞争优势而被动储蓄的竞争性储蓄理论，并利用全球159个国家1990-2010面板数据，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性别比例对储蓄存在一个正向的影响。但是，Horioka C Y, Terada-Hagiwara A（2016）分别利用韩国和印度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说明性别比例的上升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总是正向的，在印度就是反向的，作者猜测这与两国的婚姻习俗相关。所以，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亚洲范围内，婚前男女性别比例是否能够解释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现象。　　性别比例变化对储蓄的影响可能通过以下两条途径。第一，当性别比例失衡时，男性为增加自身在婚姻市场的相对优势，被迫竞争性储蓄；第二，男女在经济地位和经济行为模式上具有差异，文献表明，男女两性在消费、储蓄、风险偏好、投资以及对宏观政策的反应上都不尽相同，或许男性对储蓄偏好导致了高储蓄。　　本文通过对13国面板数据实证发现，在亚洲性别比例与储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若其他条件不变，10-24岁男女性别比例每升高0.1，储蓄会增加9.95个百分点，这比Du和Wei（2013）针对全球面板数据估计的5.85要高4.1个百分点，说明在亚洲储蓄对性别比例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敏感得多。同时，这种竞争性储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从10-14岁的8.67减少到15-19岁的7.09，一直到20-24岁时，男女性别比例对储蓄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当笔者将基本退出婚姻市场的30-34岁人群进行回归时发现，该年龄组男女性别比例与储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也从反面说明婚姻机制导致的竞争性储蓄机制在亚洲13国是存在的。　　尽管亚洲各国婚姻文化有所差异，但是对整个13个亚洲国家，甚至是性别歧视严重的南亚5国，婚前男女性别比例对储蓄的正向影响依然成立。另外，笔者发现，亚洲居民的储蓄具有惯性，当期的储蓄显著地受到上一期储蓄的影响。　　储蓄是收入的凸函数，当收入增加时，储蓄率也会相应的提高，但是储蓄率不可能随着收入增加而无限提高上去，储蓄率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慢。与大多数关于亚洲储蓄率的实证文献一样，笔者发现生命周期理论对亚洲的储蓄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另外，笔者还发现流动性约束、真实利率和预期寿命的增加与亚洲13国的储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