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长期存在，规模庞大，地位独特，处于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一个联系枢纽位置，是透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的一个窗口。驻京办是怎么运转的，何以大规模存在，反映了怎样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是值得探讨的。本文对驻京办进行总体研究，考察驻京办的运作图景和隐于其后的原因机制。研究方法是扩展个案研究，通过对驻京办人员及相关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收集原始资料，辅之以地方志、媒体文章等文献资料。　　 驻京办在行政序列上处于独特的位置。它是地方政府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名为受驻地和派出地政府的双重管理，实为地方政府决定，是条块之外的因地制宜设置的机构。在政策的限与放，在地方、中央和驻地政府的博弈中，驻京办的规模日益膨胀。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　　 接待是驻京办的基本职能。接待对象按优先顺序是：派出地的党政领导；重大会议、活动的团组人员：地方政府的一般办事人员。接待数量，即地方政府来京人次，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数字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接待规模一直居高不下，反映了地方与中央密切联系的程度。接待为地方人员提供了便利，却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造成了资源浪费，也阻碍了市场发育。因体制原因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可以低成本提供接待服务的市场，一直被政府系统，包括驻京办，拒斥在外。　　 收集信息。信息活动的盛衰枯荣是信息技术导致社会结构变化的晴雨表。驻京办的信息活动在八九十年代被制度化，设专人专职专门的渠道收集传递。它成了地方了解中央及驻地政治经济动向的编外资讯机构。互联网普及使它受到很大冲击。　　 跑项目与驻京办的关系总体上是个众说纷纭的“罗生门”。具体看，地方政府是跑部主体；驻京办是地方政府与中央部委打交道的中间联络者、“跑腿”工具，担负打前哨和后勤保障的使命。九十年代后，中央仍旧掌握着地方发展需要的众多审批权和财权。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地方政府需要进京从中央部门跑项目（资金、政策等）。奉命派驻的驻京办自然承担起服务工作。跑项目让地方在微观行为上参与进中央的决策中，实质是中央和地方之间资源配置的一种博弈方式，具有“体制外”特点。这种方式对地方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有可能带来社会效率的损失。　　 融资，即攫取体制外的“闲散”资源，在驻地寻找各种资本、人才、技术，引入派出地。它不是硬性要求。融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流动；反映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密参与。　　 维稳，即对进京上访人的接访劝返。2000年后，维稳逐渐成了驻京办一项制度化的活动。驻地公安局或信访局通知驻京办接人，劝访，并将其免费送回原籍地。信访制度的漏洞导致上访人因没解决问题在京长期滞留，为消除这一不稳定因素，需要“有关机关”劝告、帮助和监督他们尽快离京。驻京办充任了这种机关。不过目前还只是一项非法规化的权宜安排。接访产生了多重效果。维稳结束了地方依赖中央的不对称关系，中央也在依赖地方。这在一个时期中加固了驻京办的地位。　　 公共服务，这是驻京办新出现的活动。一是提供就业信息，帮派出地务工者在京就业。二是帮助在京务工者维权。驻京办的公共服务因体制原因不可能常规化。　　 以上活动的完成几乎都靠驻京办独有的办事手段，即借助乡情构建关系网。驻京办以自身为中心，以业务涉及到的相关方为半径，以乡情同籍为纽带，以日常工作为平台，在北京地区搭建了一个庞人的疏疏密密的辐射型网络。中央部委工作的同籍老乡是首选对象，其次是社会各界具有“一定能量”的同乡。商会是由驻京办主动发起成立的组织化的关系网。在驻京办的活动中，官僚系统和关系被以乡情名义交织在了一起。其完整面相是公私一体的组织。驻京办开辟了一个与市场交换和行政权力不同的运作机制。　　 行文最后是思考和回应几个问题。其一从制度层面，探讨驻京办的角色，反映的中央地方关系和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驻京办大规模存在的原因。其二探讨关系和官僚是如何在乡情的名义下联结在一起。其三探讨驻京办的性质，即公私一体的结构。最后探讨新旧功能的接替与共存对驻京办存在的意义。